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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和蜜蜂又怎么说？”霍滕丝问，“它们的工蜂和工蚁可是忙极了。它们没有休息时间，它们的‘下蛋工厂’——蚁后和蜂后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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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和蚂蚁的勤奋能够强化栖息地，而不是毁灭栖息地，”凯特说，“对我们肠道里的益生菌和细胞里共生的细菌后代，也是一样的。而且，在有机会感染其他宿主之前就将它的宿主杀死的细菌，也杀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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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一个规则，”海勒姆说，“进化会让一些致命细菌的宿主出现突变，使得这种细菌仅仅能使其衰弱，或对其无害。这些才是能够活下来并繁殖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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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捕食者，无论大小，是那些渐渐在栖息地里共生共存的动物。”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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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植物呢？”安布鲁斯特问，“爬藤能完全覆盖任何东西——比如从亚洲传播出去的野葛，现在完全覆盖了阿拉巴马州的整片森林。在那些栖息地，野葛能够永远处于至高的支配地位，除非人类控制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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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它不能，”凯特说，“它现在看起来很成功，但它正在破坏自己似乎最为适应的那片栖息地。它生活在已然积累了丰富养分的土壤之上。你很难找到在赤裸的岩石或贫瘠的黏土上生长的野葛，从这一事实就可见一斑。所有植物，就和所有动物一样，需要其他生物体的群落。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从岩石或土壤中提取到它所需的一切，包括极少量的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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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你是指在阿拉巴马州的灌木带或森林中的野葛，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安布鲁斯特说，“它越是成功地镇压其他植物，就需要从土壤中获取更多之前积累的养分，为其他植物留下的养分就越少，等等。最终，养分枯竭了，野葛也随之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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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进化让它变得对栖息地没那么致命，因此也就不会害死自己，”海勒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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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是，产生于自然选择的生存适应性有两面性，”凯特说，“这两面是同等重要的。一面是觅食和繁衍的竞争成功。根据传统进化论，这解释了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现代进化学家还在这个概念之外加上了好运和厄运的意外事件。繁衍后代的竞争成功，决定了适应性理论的极端版本，就是‘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这个观点认为，基因是由以生存和繁殖为目的的竞争驱动力主导的，一个携带基因的生物体仅仅是一个载体，用来进一步发展自身基因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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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观点太简单了。达尔文把成功定义为狭义上的竞争成功，也同样太简单。它没有把维护栖息地的进化成功也考虑在内。竞争和竞争的场所都是必需的。自然选择的适应性的两面必须和谐运作。没有一种能破坏另一种；否则会付出无法适应生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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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等，”安布鲁斯特说，“像海勒姆说的那样，对于某种非常致命、在传播到另一个宿主身上之前就将自己的宿主杀死的细菌，一种解决方法是让某些宿主发展出抗性，并大量繁殖。但那不会是细菌对自我毁灭潜能的内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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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宿主的抗性是纯粹的外在抑制，”凯特答道，“除非你抹杀了细菌变得更加致命的自身潜能。如果它放弃了那方面的军备竞赛，它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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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主张的是，保护栖息地的特质可能看起来像是输了一场军备竞赛，或者可能看上去无聊而没有精神，又或者，在狮子这个例子中，是绝对的懒惰。但是，如果它们帮助一个物种为自己保持了一块宜居的栖居地，那么这些特质可以是进化的重要优势。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过分自信的成功而导致的灭绝——这可能吗？”安布鲁斯特陷入了沉思，“我怀疑那才是令大型恐龙灭绝的实际原因，而小型恐龙，也就是鸟类的始祖，以及许多平平无奇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自己的祖先）都设法活了下来。但为什么在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里，维护栖息地方面的适应性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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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知道为什么。”霍滕丝说，“人类编造理论。达尔文生活在处于帝国建设的全盛期的英格兰。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将军人品质、男性体魄、征服和阶级声望理想化了。我没有说那是达尔文的错，那不是。但我的意思是，达尔文生活的社会背景影响了他的理论。看看他对士兵们愿意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的认同吧。那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进化谜团：基因不是靠群体而是靠个体遗传的；缺乏利他主义的个体，就像达尔文指出的那样，会通过避免战斗而大量繁殖。因此，利他主义很明显代表了一个不宜于繁殖成功的特质，如果你像达尔文一样，在兵役中寻找利他主义的根源，或是它的极端表达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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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明白这一点，”海勒姆说，“他有意地让人注意到这是个未解之谜。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仍然尝试用一些方法解决利他主义的谜团，包括用博弈模型表明利他主义也是利己的，或者是用数学论证展示出，通过帮助兄弟姐妹身上的相近基因存活下来，自私的基因也进一步获得了自己的进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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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似乎没有注意到，”霍滕丝说，“就在他的社会里，在他周围，生儿育女的妇女不亚于在进行另一场战争。她们一再这么做，常常付出了终极的牺牲——她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在生育这件事上寻找利他主义的极端表达——自我牺牲，利他主义就不是一个进化谜团了。拥有这个特质的个体会大量繁殖。整个难题消失了，完全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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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个人震惊地看着霍滕丝。“嘿，女权主义的进化！”海勒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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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简单直接的进化，”霍滕丝说，“只是没被男权主义的进化扭曲，这一点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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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男性也是利他主义的，”安布斯特说，“你怎么解释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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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从父母双方那里继承天性，”霍滕丝说，“对于人类，两性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得多。你大可问问为什么男性还有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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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探讨的问题是，”凯特说，“人类有没有先天的特质能够抑制栖息地破坏。一方面，我们对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破坏性影响，可以合理地与野葛相比较——覆盖并掠夺积累下来的环境资源，从而达致我们自身最终的恶化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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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作为觅食者和繁殖者的成功，注定伴随着对我们的栖息地——地球的掉以轻心的破坏？”霍滕丝问，“哦，亲爱的，你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更加仇恨人类的生态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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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打算这样承认，”凯特说，“想想那些被人类居住、改变但尚未被破坏的栖息地。问问你自己，‘为什么它们还没被破坏？’毕竟，人类本可能破坏它们。人类长久以来都有破坏的能力。人类一旦习得如何使用火，并且发明了有效的狩猎武器和其他觅食工具以及技术，就拥有了破坏环境的有效手段——粗心大意、漫无目的的破坏，或是杀鸡取卵。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它确实偶尔发生过。最恶劣的例子应该是燃料收集者进行的广泛的森林采伐，随之而来的是水土流失、洪水、居民区的废弃、贫穷，甚至是破坏该环境的社会的消失。在其他情况下，对牲畜群管理不善的牧民们，允许山羊把灌木地带变为荒漠。这就是一个例子，海勒姆，作为之前的分支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新的不稳定性出现了。有时候，猎人们消灭了猎物，然后继续消灭更多的猎物。袭击和战斗不仅仅包括杀戮、掠夺和奴役，有时还包括对敌人领地的纯粹破坏，或者是出于报复，或者只是为了取乐。焦土战术不是现代才有的发明。罗马人知道如何通过在土地上撒盐来破坏敌人的栖息地。中世纪时达尔马提亚[1]沿岸的大片森林，现在去了哪儿？在水底污泥下，转变为支撑着威尼斯的惊人堆积物，留下轮廓鲜明的山峦，光秃嶙峋，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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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能留下什么，就是奇迹了。”霍滕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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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吗？”凯特说，“但是在大部分地方、大部分时期内，人们设法避免破坏他们的栖息地，包括许多他们持续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是什么有可能约束了人类呢？一定有某种事物，不然大部分的地球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可能被荒废了，然后一经恢复（当它真的恢复过来时）又飞快荒废。我猜想，我们的进化禀赋，就像大型猫科动物、大象、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其他动物一样，必然包括了一些抑制栖息地破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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