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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等，”安布鲁斯特说，“像海勒姆说的那样，对于某种非常致命、在传播到另一个宿主身上之前就将自己的宿主杀死的细菌，一种解决方法是让某些宿主发展出抗性，并大量繁殖。但那不会是细菌对自我毁灭潜能的内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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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宿主的抗性是纯粹的外在抑制，”凯特答道，“除非你抹杀了细菌变得更加致命的自身潜能。如果它放弃了那方面的军备竞赛，它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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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主张的是，保护栖息地的特质可能看起来像是输了一场军备竞赛，或者可能看上去无聊而没有精神，又或者，在狮子这个例子中，是绝对的懒惰。但是，如果它们帮助一个物种为自己保持了一块宜居的栖居地，那么这些特质可以是进化的重要优势。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过分自信的成功而导致的灭绝——这可能吗？”安布鲁斯特陷入了沉思，“我怀疑那才是令大型恐龙灭绝的实际原因，而小型恐龙，也就是鸟类的始祖，以及许多平平无奇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自己的祖先）都设法活了下来。但为什么在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里，维护栖息地方面的适应性不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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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知道为什么。”霍滕丝说，“人类编造理论。达尔文生活在处于帝国建设的全盛期的英格兰。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将军人品质、男性体魄、征服和阶级声望理想化了。我没有说那是达尔文的错，那不是。但我的意思是，达尔文生活的社会背景影响了他的理论。看看他对士兵们愿意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的认同吧。那提出了一个不可能的进化谜团：基因不是靠群体而是靠个体遗传的；缺乏利他主义的个体，就像达尔文指出的那样，会通过避免战斗而大量繁殖。因此，利他主义很明显代表了一个不宜于繁殖成功的特质，如果你像达尔文一样，在兵役中寻找利他主义的根源，或是它的极端表达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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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明白这一点，”海勒姆说，“他有意地让人注意到这是个未解之谜。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仍然尝试用一些方法解决利他主义的谜团，包括用博弈模型表明利他主义也是利己的，或者是用数学论证展示出，通过帮助兄弟姐妹身上的相近基因存活下来，自私的基因也进一步获得了自己的进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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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似乎没有注意到，”霍滕丝说，“就在他的社会里，在他周围，生儿育女的妇女不亚于在进行另一场战争。她们一再这么做，常常付出了终极的牺牲——她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在生育这件事上寻找利他主义的极端表达——自我牺牲，利他主义就不是一个进化谜团了。拥有这个特质的个体会大量繁殖。整个难题消失了，完全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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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三个人震惊地看着霍滕丝。“嘿，女权主义的进化！”海勒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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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简单直接的进化，”霍滕丝说，“只是没被男权主义的进化扭曲，这一点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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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男性也是利他主义的，”安布斯特说，“你怎么解释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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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从父母双方那里继承天性，”霍滕丝说，“对于人类，两性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得多。你大可问问为什么男性还有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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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探讨的问题是，”凯特说，“人类有没有先天的特质能够抑制栖息地破坏。一方面，我们对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破坏性影响，可以合理地与野葛相比较——覆盖并掠夺积累下来的环境资源，从而达致我们自身最终的恶化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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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作为觅食者和繁殖者的成功，注定伴随着对我们的栖息地——地球的掉以轻心的破坏？”霍滕丝问，“哦，亲爱的，你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更加仇恨人类的生态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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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打算这样承认，”凯特说，“想想那些被人类居住、改变但尚未被破坏的栖息地。问问你自己，‘为什么它们还没被破坏？’毕竟，人类本可能破坏它们。人类长久以来都有破坏的能力。人类一旦习得如何使用火，并且发明了有效的狩猎武器和其他觅食工具以及技术，就拥有了破坏环境的有效手段——粗心大意、漫无目的的破坏，或是杀鸡取卵。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它确实偶尔发生过。最恶劣的例子应该是燃料收集者进行的广泛的森林采伐，随之而来的是水土流失、洪水、居民区的废弃、贫穷，甚至是破坏该环境的社会的消失。在其他情况下，对牲畜群管理不善的牧民们，允许山羊把灌木地带变为荒漠。这就是一个例子，海勒姆，作为之前的分支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新的不稳定性出现了。有时候，猎人们消灭了猎物，然后继续消灭更多的猎物。袭击和战斗不仅仅包括杀戮、掠夺和奴役，有时还包括对敌人领地的纯粹破坏，或者是出于报复，或者只是为了取乐。焦土战术不是现代才有的发明。罗马人知道如何通过在土地上撒盐来破坏敌人的栖息地。中世纪时达尔马提亚[1]沿岸的大片森林，现在去了哪儿？在水底污泥下，转变为支撑着威尼斯的惊人堆积物，留下轮廓鲜明的山峦，光秃嶙峋，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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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能留下什么，就是奇迹了。”霍滕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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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吗？”凯特说，“但是在大部分地方、大部分时期内，人们设法避免破坏他们的栖息地，包括许多他们持续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地方。是什么有可能约束了人类呢？一定有某种事物，不然大部分的地球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可能被荒废了，然后一经恢复（当它真的恢复过来时）又飞快荒废。我猜想，我们的进化禀赋，就像大型猫科动物、大象、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其他动物一样，必然包括了一些抑制栖息地破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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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吊我们的胃口，”海勒姆说，“如果你知道这些拯救性的特质是什么，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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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当然说不出来。我只能猜测。但我有几个想法。这很复杂，因为在人类身上，你很难区别与生俱来的禀赋和文化习俗。以下是我的基本原则：所有进化过程赋予的约束，必须跨越所有文化，跨越长久的时间，还必须不与竞争成功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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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这样的特质是审美能力，它是与进化的礼物——意识，一起来到我们身上的。关于审美能力的证据伴随着关于智人（Homo sapiens）的早期证据出现。没有人在看过最古老的洞穴壁画的复制品后，能够怀疑其中倾注的美学感知——无论它们可能满足的其他目的是什么。掠夺者把自己以及财产装饰起来，跳舞、奏乐，所有这些事情想必都防止了他们的过分掠夺。创作及欣赏艺术很少对环境有害。我想，尤其重要的是，审美包含了对自然的其他部分的欣赏：花朵、海浪、岩石、贝壳、藤蔓、人的面容和身段、鸟类和其他动物、太阳、月亮、星辰、小草、蝴蝶——在艺术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有时被具体地表达出来，有时则抽象或形式化了。而且，到了一定的时候，还出现了欣赏耕种的农田、野外风景、海景、街景、遗址和居家情景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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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很正确，但是相当薄弱，不太靠得住。”安布鲁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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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这么长、这么普遍的行为绝不能被认为是薄弱的，”凯特说，“从极地到赤道，审美是一种人类特质。假如我们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找到这么持久而普遍的行为，我们会假设它带来了某种好处——就像海勒姆理所当然地认为猫科动物的懒散、大象对戏水的热爱、倭黑猩猩的嬉戏有某种好处一样。为什么要忽视一种持久的人类行为，认为它没有适应性优势或仅仅有微弱的优势？那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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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的基本原则的另一种特质，或者说一对特质，是对违法惩戒的恐惧，以及感受敬畏的能力。同样，这两种都是意识带来的礼物。在古代，妨害了自然环境的人可能会惹怒河流、风、火山、海洋、森林的神灵。毫无节制的滥用可能会让动物们心怀不满并产生敌意。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被神力庇护的地方。违法妄为会带来厄运和诅咒，失去神灵或祖宗灵魂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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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你是在把迷信夸成是对栖息地破坏的一种约束吗？”安布鲁斯特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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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不是指迷信说出了动物、河流和其他事物的真相，安布鲁斯特；我的意思是，它说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些真相。你不能说对于惩戒的恐惧是一种薄弱的约束。现在，在科学最为发达的社会里，这种恐惧是强有力的约束，因为（假如有什么区别的话），科学给了我们比迷信更可怕的理由，去恐惧人为损害大自然将会受到的惩罚。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西方文明社会的一种错误的信仰将这种恐惧降到了最低，人们相信，人类被神圣地任命为自然之主。但那古老的对于惩戒的恐惧又回归了，还附加了另一种古人没有面对过的恐惧：自然及其法则——不像鬼魂和神灵——在安抚、恳求、哄骗面前不为所动。朊病毒蛋白质和毒药、温室效应气体和放射性物质泄漏、石油溢漏和酸雨——被它们破坏的自然环境不会听取我们的借口，也不会关心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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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这个地球上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的敬畏之心，也全面回归了。敬畏之心的一个方面——崇拜某个地方是因其神圣——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崇拜某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具备重要的历史、审美或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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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第一次把替代性的消遣说成是一种约束时，”霍滕丝说，“我想到的是，假如其他动物眼中的人类行为，就像我们眼中的它们一样，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其他动物？当然，它们会把我们当成是一种献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和心智，来产出和收获一堆口语噪音的生物。整个人类物种——像你说的，从两极到赤道——都是聒噪的。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天生的；它强化了我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一个物种的竞争成功，也确实占用时间，从部落中的祈祷到互联网上的闲聊。但除了提供替代性的无害消遣之外，它对于约束栖息地的破坏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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