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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他继续说道，“植物和动物实际上追求着未来的规划。尽管缺乏对未来的意识，至少不像我们这样意识到它，它们还是会这样做。它们筑巢，挖地洞，建立家庭，找到食物来源，扎根，长出果实。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就好像一些企业带着它们的未来规划组成了一个居民区的经济体系。生态系统不会也不能把阶层命令强加于这个集体之上，因为后者是自组织的，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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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我评论的另一本书《鸟喙》（The Beak of the Finch）中有漂亮的阐述。”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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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给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经济体系下命令，”海勒姆说，“它会不断地涌现惊喜，而不是俯首听命，做它被预期或被希望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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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然，假如你有这种权力，海勒姆，你会让政府下令改革消除恶性循环，并且告诉企业，关于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它们必须做什么。”安布鲁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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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也无法胜任——不能提出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做或者可能去做，其他人也不知道，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就像我的客户正在寻找在适宜生存的温度下制造材料的方法，以及在用户用完后能够进行良性生物降解的材料和产品，而这个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可能会发明出他们需要的东西。但他们必须依赖于集体的其他部分——依赖于其他成员的共同发展，依赖于这个集体许许多多的其他成员，来将整个前景不明的新发明经营得足够稳定、足够扩大化，从而纳入修正措施和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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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自大，过分的自信，”默里说，“经济历史充满了昂贵的无用之物，是那些自以为通过塑造未来能够预测未来的人所做的。外来援助的进口替代的惨败就是一个例子：对大麻烦的大而快的补救。我们有自己的例子。事后看来，很显然核能不是预期的那种廉价又无害的能源。除了处理核能的人要冒着核辐射的风险之外，放射性废料是如此危险，对将来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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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核能听上去很有希望能减轻大气污染和酸雨，”安布鲁斯特反驳，“一个经济体系如果不去尝试，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可行的呢？海勒姆，你自己就喜欢做实验。当很明显只有走到重要的新分岔路口才能找到答案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至少尝试去计划修正吗？并且当我们意识到需要迅速找到新的分岔路口时，尽可能努力地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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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错误在于事先就下结论说，已经有需要的答案了。”海勒姆说，“你也许有，但也可能没有。成功的分支倾向于谨慎地开始，并在进入经济生活的时候经受考验——不然就会被舍弃。当数千亿美元被强行投入到核能上面，其他的可能性就会缺乏资金、被忽视、被嘲笑。那不是实验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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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后见都是明确的，先知则难免有错。”凯特说，“第一艘美国汽船有个流行的绰号叫‘富尔顿的愚行’（Fulton’s Folly）[4]。早期乘坐汽车的人被叫嚷道‘找匹马吧’！早期主要的电脑制造商，IBM，确信电脑始终会过于昂贵笨重，不适合个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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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材料的专家认为塑料只能用于制造厨房器具和玩具。”默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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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会那么想？”霍滕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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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一个，是当时——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金属产业的主要贸易杂志的技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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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态学家和环保积极分子当成怪人，把有机农场主和太阳能倡议者当成嗜好成癖之人，现在还是很常见。”凯特说，“至少风力动能和材料回收正在被重视，并在寻找市场。初期的质疑要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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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紧的，”默里插话，“当潜在的分支不能得到资金或者必要的许可，或者不被允许打破垄断领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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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一个社会可能会设定目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设定标准，来达成想要的结果，”海勒姆说，“并且当然，也有可能禁止公认的环境破坏行为——就像我们禁止公认的伤人行为，如劫掠、作弊、诈骗一样。但是，规定环境目标或标准，并不意味着也规定它们达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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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是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算是熟悉的事情，也没人能预见到更好的达成方式，更别提‘最好’的方式了。被下水道污染的水源问题有着久远的历史，它的某些解决方式也是如此，我们仍然在寻找更好的新方法来解决这个生态和经济问题。政府可以规定许可范围内的细菌数量和其他污染物质的百万分比率，但政府能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去规定这些目标该如何达成。就像我在讨论发展和共同发展时提到的，这会将发展冻结在仍然不足人意的现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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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谈论互联网的自组织是多么了不起，”霍滕丝说，“而且，互联网起源自大学和政府办公室里的极少数计算机用户，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将他们的电脑用电话线连在了一起——这个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使自己扩展成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这是多么令人惊叹啊！没有人筹划过这样的事。互联网独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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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发展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默里回答，“注意你刚刚使用了万维网这个表达。每个人都将互联网理解为一张网。至于它的自组织性，那并不新奇。我们着眼于在大型完善的组织中被正规化了的既有行事方式，并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生来如此。以民用邮政系统为例，它现在已经被电子邮件、传真和快递服务大规模取代了。它的起源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有一封邮件或包裹要发到外地，便委托了一个顺路的人——比如一名船上的办事员、一名车夫、一名商人、或者商人的某个随行人员。按照习俗，是信件或包裹的收件人而非发件人付钱给送信者。这是为了防范送信者答应了送信，却玩忽职守，或者不能够做到。发件人把信件拿到驿站或河边小旅馆，旅行者顺路到访这些地点，收取等待寄送的信件，指望从这些活儿里赚点外快，这时一个自组织的邮政系统可以说就开始了。发件人、送件人和驿站老板，创造出了邮政系统的原型，相互联结的邮件中转站——一个原始的互联网。当政府在19世纪把这项服务规范化时，他们垄断了它并采取了改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让发件人而不是收件人付款。这个变化保护了邮政系统的利益，并且实际可行，因为政府通过强化邮递员的可信与勤奋程度，保证了可靠的递送。但尽管政府在能力范围内努力尝试，最终也没能保持垄断地位。独立的快递服务非法地开始了；因为占据了邮政服务未能完全覆盖的市场缝隙，它们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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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信用卡、设备租赁、连锁店、有机农业及其销售——甚至根本就包括农业——不要被它们成熟的表象误导了，认为它们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或者在刚出现时就预期会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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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到访香港时，”默里继续说，“我看到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在全球范围内自组织的市场在运转。当时我正在一个大型户外珠宝市场的边上，沿着一条街道闲逛发呆——对了，这个市场是由小摊摊主自行组织起来的，发展成了意想不到的规模——我注意到十来个年轻人正在把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顶盖当成桌子，互相展示一袋袋碎石并快速写下一些记号。我被告知他们是玉石交易商，所做的那些记号将会决定玉石在当天的国际价格。这让我想起纽约证券交易所，它是在华尔街人行道上的一棵悬铃木下发源的。那是对美国梧桐的旧式称呼，就像海勒姆种的那两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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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把路边停的车当作桌子的那部分，”凯特说，“桌子是膝盖的延伸。科技是我们身体的延伸：显微镜和望远镜，眼睛的延伸；电话听筒，耳朵的延伸；笔，手指的延伸；写作，声音的延伸；轮子，腿部和背部肌肉的延伸；长矛，手臂的延伸。武器还仍然被称为‘手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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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中的骨骼——你可能不知道——”海勒姆说，“是废料，或者说，一开始时是废料。细胞中过量的钙是有毒的，它们要给自己除去它。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份废料被发现用在了贝壳、骨架和牙齿上。回收有用废料是生命体的一种古老战略。当然，人类很久以来就有意识地运用了同样的战略，但始终不如我们自己的细胞运用得那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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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自然之间无缝的、完整的联系——那是本在鄙视他称作‘不自然’的事物时，不会听到或想到的。”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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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妨碍他享受对科技和商业的痛恨。”安布鲁斯特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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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认为我们和我们所做的事是不自然的观点是胡说八道。”海勒姆说，“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自然，那么根据定义就想必是超自然的了。长矛、汽车和计算机不是超自然的。回到我自己关心的问题，经济体系也不是超自然的，尽管经济学家每当忽视了一些事实——例如经济体系需要多样性来扩张，需要自我补给来维持自身，需要共存来发展——他们就表现得好像它是超自然的一样。难怪出于好意的人们，比如本，也会接受到荒谬的观念，认为经济生活是人为和不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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