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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他继续说道,“植物和动物实际上追求着未来的规划。尽管缺乏对未来的意识,至少不像我们这样意识到它,它们还是会这样做。它们筑巢,挖地洞,建立家庭,找到食物来源,扎根,长出果实。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就好像一些企业带着它们的未来规划组成了一个居民区的经济体系。生态系统不会也不能把阶层命令强加于这个集体之上,因为后者是自组织的,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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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我评论的另一本书《鸟喙》(The Beak of the Finch)中有漂亮的阐述。”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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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给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经济体系下命令,”海勒姆说,“它会不断地涌现惊喜,而不是俯首听命,做它被预期或被希望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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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然,假如你有这种权力,海勒姆,你会让政府下令改革消除恶性循环,并且告诉企业,关于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它们必须做什么。”安布鲁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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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也无法胜任——不能提出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做或者可能去做,其他人也不知道,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就像我的客户正在寻找在适宜生存的温度下制造材料的方法,以及在用户用完后能够进行良性生物降解的材料和产品,而这个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可能会发明出他们需要的东西。但他们必须依赖于集体的其他部分——依赖于其他成员的共同发展,依赖于这个集体许许多多的其他成员,来将整个前景不明的新发明经营得足够稳定、足够扩大化,从而纳入修正措施和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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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自大,过分的自信,”默里说,“经济历史充满了昂贵的无用之物,是那些自以为通过塑造未来能够预测未来的人所做的。外来援助的进口替代的惨败就是一个例子:对大麻烦的大而快的补救。我们有自己的例子。事后看来,很显然核能不是预期的那种廉价又无害的能源。除了处理核能的人要冒着核辐射的风险之外,放射性废料是如此危险,对将来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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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核能听上去很有希望能减轻大气污染和酸雨,”安布鲁斯特反驳,“一个经济体系如果不去尝试,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可行的呢?海勒姆,你自己就喜欢做实验。当很明显只有走到重要的新分岔路口才能找到答案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至少尝试去计划修正吗?并且当我们意识到需要迅速找到新的分岔路口时,尽可能努力地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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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错误在于事先就下结论说,已经有需要的答案了。”海勒姆说,“你也许有,但也可能没有。成功的分支倾向于谨慎地开始,并在进入经济生活的时候经受考验——不然就会被舍弃。当数千亿美元被强行投入到核能上面,其他的可能性就会缺乏资金、被忽视、被嘲笑。那不是实验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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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后见都是明确的,先知则难免有错。”凯特说,“第一艘美国汽船有个流行的绰号叫‘富尔顿的愚行’(Fulton’s Folly)[4]。早期乘坐汽车的人被叫嚷道‘找匹马吧’!早期主要的电脑制造商,IBM,确信电脑始终会过于昂贵笨重,不适合个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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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材料的专家认为塑料只能用于制造厨房器具和玩具。”默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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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会那么想?”霍滕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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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一个,是当时——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金属产业的主要贸易杂志的技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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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态学家和环保积极分子当成怪人,把有机农场主和太阳能倡议者当成嗜好成癖之人,现在还是很常见。”凯特说,“至少风力动能和材料回收正在被重视,并在寻找市场。初期的质疑要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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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紧的,”默里插话,“当潜在的分支不能得到资金或者必要的许可,或者不被允许打破垄断领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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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一个社会可能会设定目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设定标准,来达成想要的结果,”海勒姆说,“并且当然,也有可能禁止公认的环境破坏行为——就像我们禁止公认的伤人行为,如劫掠、作弊、诈骗一样。但是,规定环境目标或标准,并不意味着也规定它们达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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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是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算是熟悉的事情,也没人能预见到更好的达成方式,更别提‘最好’的方式了。被下水道污染的水源问题有着久远的历史,它的某些解决方式也是如此,我们仍然在寻找更好的新方法来解决这个生态和经济问题。政府可以规定许可范围内的细菌数量和其他污染物质的百万分比率,但政府能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去规定这些目标该如何达成。就像我在讨论发展和共同发展时提到的,这会将发展冻结在仍然不足人意的现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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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谈论互联网的自组织是多么了不起,”霍滕丝说,“而且,互联网起源自大学和政府办公室里的极少数计算机用户,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将他们的电脑用电话线连在了一起——这个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使自己扩展成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这是多么令人惊叹啊!没有人筹划过这样的事。互联网独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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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发展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默里回答,“注意你刚刚使用了万维网这个表达。每个人都将互联网理解为一张网。至于它的自组织性,那并不新奇。我们着眼于在大型完善的组织中被正规化了的既有行事方式,并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生来如此。以民用邮政系统为例,它现在已经被电子邮件、传真和快递服务大规模取代了。它的起源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有一封邮件或包裹要发到外地,便委托了一个顺路的人——比如一名船上的办事员、一名车夫、一名商人、或者商人的某个随行人员。按照习俗,是信件或包裹的收件人而非发件人付钱给送信者。这是为了防范送信者答应了送信,却玩忽职守,或者不能够做到。发件人把信件拿到驿站或河边小旅馆,旅行者顺路到访这些地点,收取等待寄送的信件,指望从这些活儿里赚点外快,这时一个自组织的邮政系统可以说就开始了。发件人、送件人和驿站老板,创造出了邮政系统的原型,相互联结的邮件中转站——一个原始的互联网。当政府在19世纪把这项服务规范化时,他们垄断了它并采取了改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让发件人而不是收件人付款。这个变化保护了邮政系统的利益,并且实际可行,因为政府通过强化邮递员的可信与勤奋程度,保证了可靠的递送。但尽管政府在能力范围内努力尝试,最终也没能保持垄断地位。独立的快递服务非法地开始了;因为占据了邮政服务未能完全覆盖的市场缝隙,它们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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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信用卡、设备租赁、连锁店、有机农业及其销售——甚至根本就包括农业——不要被它们成熟的表象误导了,认为它们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或者在刚出现时就预期会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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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到访香港时,”默里继续说,“我看到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在全球范围内自组织的市场在运转。当时我正在一个大型户外珠宝市场的边上,沿着一条街道闲逛发呆——对了,这个市场是由小摊摊主自行组织起来的,发展成了意想不到的规模——我注意到十来个年轻人正在把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顶盖当成桌子,互相展示一袋袋碎石并快速写下一些记号。我被告知他们是玉石交易商,所做的那些记号将会决定玉石在当天的国际价格。这让我想起纽约证券交易所,它是在华尔街人行道上的一棵悬铃木下发源的。那是对美国梧桐的旧式称呼,就像海勒姆种的那两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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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把路边停的车当作桌子的那部分,”凯特说,“桌子是膝盖的延伸。科技是我们身体的延伸:显微镜和望远镜,眼睛的延伸;电话听筒,耳朵的延伸;笔,手指的延伸;写作,声音的延伸;轮子,腿部和背部肌肉的延伸;长矛,手臂的延伸。武器还仍然被称为‘手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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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中的骨骼——你可能不知道——”海勒姆说,“是废料,或者说,一开始时是废料。细胞中过量的钙是有毒的,它们要给自己除去它。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份废料被发现用在了贝壳、骨架和牙齿上。回收有用废料是生命体的一种古老战略。当然,人类很久以来就有意识地运用了同样的战略,但始终不如我们自己的细胞运用得那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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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自然之间无缝的、完整的联系——那是本在鄙视他称作‘不自然’的事物时,不会听到或想到的。”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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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妨碍他享受对科技和商业的痛恨。”安布鲁斯特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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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认为我们和我们所做的事是不自然的观点是胡说八道。”海勒姆说,“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自然,那么根据定义就想必是超自然的了。长矛、汽车和计算机不是超自然的。回到我自己关心的问题,经济体系也不是超自然的,尽管经济学家每当忽视了一些事实——例如经济体系需要多样性来扩张,需要自我补给来维持自身,需要共存来发展——他们就表现得好像它是超自然的一样。难怪出于好意的人们,比如本,也会接受到荒谬的观念,认为经济生活是人为和不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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