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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ical Nature, 作者Adrian Forsyth和Ken Miyata（New York: Macmillan, 1984），描述了当热带雨林被开辟用于耕种后，其土壤所具有的贫瘠生产力和它出现的原因。来自明尼苏达州和多伦多的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检测了生物体量和物种数量的密切关系。他们播种并照看了明尼苏达州草原上的147块土地，每一小块地种植了1—24种本地品种，有的是单一种植，有的是不同的组合。结果显示，在土地上种植的品种数量越多，产生的生物数量也就越多；同样，品种数量越多，从土壤中提取的氮也就越多，而品种越少，土壤中泄漏的未经利用的氮就越多。研究者得出结论，达尔文的假设是正确的，一块土地上的物种越多，土地资源被利用的效率也越高——但他们补充，他们不明白其中生效的机制；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March 9, 1996）。在Science（November 7, 1997）中也有一个类似的关系被报道出来，作者William F. Laurance和Thomas E. Lovejoy。他们研究了巴西的森林在周边地区被砍伐10—17年后剩余的孤立区域。剩余的孤立区域中的动植物品种，比处在完整森林之中同样大小的土地更少。剩余区域同时还包含了更小的生物体量（研究小组测量了56000棵树的直径）。在某些例子中，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还伴随着多达36%的生物体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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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在20世纪后半叶，许多雄心勃勃、所耗不菲、试图推动或诱导经济扩张的尝试都失败了，我们才终于被允许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经济扩张。例如，一篇刊于The Economist（March 5, 1999）的综述文章“经济增长的化学过程”（The Chemistry of Growth）的开头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众多黑箱中臭名昭著的最神秘的一个。”在简要列举了现有的解释后，总结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什么是政府必须做的主要事情？啊，好吧，那是一个谜。”我要补充，The Economist的问题是解开谜团的错误角度，因为这根本上是一个关于经济体系要做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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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例子中城市经济扩张的异常现象、所有例子中扩张的偶发性以及这些特质的原因，在我的书The Economy of Citie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and Vintage, 1970）中“Explosive City Growth”一章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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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莉·戈纳（Sally Goerner），Chaos and the Evolving Ecological Universe（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一书的作者指出，尽管释放出来的能量在机器的宏观层面是失去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能量‘丢失’了，正如通常认定的那样。‘丢失的能量’参与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工作中；例如，一台引擎失去的热量，也即从这台引擎所做的工作中丢失的热量，确实还在原子的层面上工作着。在宏观层面失去的东西仍在微观层面完好无损。”（来自私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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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信托基金会（Ecotrust），是一个捐款给北美太平洋地区沿海温带雨林的保护先行的开发的机构。它恰如其分地把诸如森林、水源和鱼类资源称为“自然资本”。如果再生性资源通过与人力资本组合而被谨慎地延伸，那么只有来自自然资本的产出被提取了出来，而不是资本本身；Natural Capital in the Rain Forests of Home，作者Spencer B. Beebe（Portland, Ore.
:Ecotrus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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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 America）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木内多知（Tachi Kiuchi）在1997年6月于华盛顿对企业经理人员的演讲中，引用了微芯片作为进口延伸的例子（尽管他不这么称呼它）：“一个微芯片的物理内容没有太大价值。二氧化硅的原材料是地球上最便宜也最丰富的沙子。但一个微芯片——它的形状、设计、看不见的工艺——是极其有价值的。然而，它来自一个看上去几乎取之不尽的资源——我们从人类的头脑和灵魂中所得的知识和灵感。这是最有价值、也最为丰富的资源”。木内多知是一个企业协会的领导者，该协会强调以下意愿：将投资从伤害生态环境的产品及行为上调离，以及承担起产品生态影响的企业责任，“从摇篮到摇篮”——意指从设计到制造使用，再到最终再利用或回收作为工厂制品或肥料的整个过程。一位建筑师，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威廉·麦当纳（William McDonough），既向学建筑和产品设计的学生教授这种理念，同时也在自己的建筑和设计实践中运用这种理念。保罗·霍肯（Paul Hawken）的读者也会熟悉这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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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系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将其引用到经济模型中，并指出这种资源不会因使用而枯竭［“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
:3-42, 1988）］。卢卡斯的一个学生，保罗·罗默（Paul Romer）, 现在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强调人力资本在技术变迁中扮演的角色［“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
:1002-1037,1986）］。罗默的观点在经济学家中的认受性（一些人欢迎，另一些不）在Bernard Wysocki, Jr.的文章中有所回顾，刊于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重印于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February 15,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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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我补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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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作者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首次出版于1979年（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修订版由同一个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The Ages of Gaia: A Biography of Our Living Earth, 作者Lovelock（New York: Norton, 1988），在技术上描述了生物圈的化学成分和演变。洛夫洛克关于地球是一个自我演变、自我调节的实体的假说，最初被其他大部分科学家嘲笑，同样被嘲笑的还有在20世纪提出的该概念的早期版本。但该假说现在已普遍被科学家上升为理论，被命名为“地球系统科学”。关于这个观点在洛夫洛克著书前后的历史，Guerrero和Margulis有过简略的调查，参见第三章注释曾引用的他们发表在The Sciences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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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尽管能够自我繁殖，却没有补给或新陈代谢系统，反而依赖于入侵的宿主细胞（大部分情况下是细菌或其他单细胞生物）。这提出了关于病毒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尽管它们比最简单的细胞还要简单，却不可能是细胞生命的始祖。现行理论认为，病毒起源于生命细胞，是其分离的、不完整的碎片。它们数量惊人。（最近一次计算指出，每毫升海水中有将近1000万个病毒，得克萨斯州的饮用水中每毫升有20万个病毒，加拿大的草原湿地的水中每毫升有25亿个病毒——迄今发现的最高数字。）幸运的是，相当少的病毒品种对生命有害，据推测，通过在生物体之间运输DNA和RNA的小碎片，它们的游走甚至可能会显著地有助于进化，就像基因工程师。参见：据我推测，乡下以放牧及耕种为业的村子可能起源于经济上自我补给的居民区，是其分离的、不完整的碎片，正如今天的大部分企业城一样（p.36 ff.,The Economy of Cities; n.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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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著作描述了台湾是如何迅速发展为一个全能型的扩张经济的：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and Vintag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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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的宠物店是由安塞尔·罗宾逊（Ansel Robison）创立的，他是我祖父的表兄弟；它的创始过程来自家族传说；有关它后来历史的点滴，来自1958年我和当时掌管公司的安塞尔后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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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拉契亚经济网络中心（Appalachian Center for Economic Networks）宣布了一种方法，以应对地理上的孤立给小企业带来的某些劣势。该组织由琼·霍莉（June Holley）在俄亥俄州的阿森斯（Athens）创立。描述可参见汤马斯·佩金格尔（Thomas Petzinger）的专栏“The Front Line”, 出自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5,1997）。孤立小型企业的网络——许多，但不是全部，牵涉到食物生产或加工——用它们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为彼此的产品增值。这在城市经济中很普遍，但在分散于小规模社区里的企业之间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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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的企业，The Cutting Packing Co., 在19世纪70年代建立。Disturnell’s Business Directory of California（1882-1883年版）在分类“严格密封货物”（Hermetically sealed goods）下列出了它，位于旧金山的主街（Main Street）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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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缝纫机制造商仿照了一种高效的、边开发边获益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19世纪后期由日本自行车制造商倡导；描述参见The Economy of Cities（n.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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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杉矶经济异常扩张的描述，可见于“Undiscovered City”，Fortune（June 1949）。关于底特律供应商经济异常萎缩的讨论，可参见“Paradox in Detroit”，出自Fortune（January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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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座城市能切实可行地生产（或许还有出口）特定的货物或服务，几乎可以肯定其他城市也能这么做。因此，城市之所以失去出口产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他居民区用自己的产品替代了它，要么通过新的企业，要么通过分工厂。大规模及多样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尤其容易因为这个原因而持续失去早前的产业，因为它们有太多的活动取决于其他地方的进口取代。假如这样一座城市在为自己替代早前的进口商品（以及生产新的出口商品）时遭遇严重的困难，它的经济不仅仅会停止增长，还会减少，并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薄弱。这曾经发生在许多经济陷入困境的城市，例如底特律和水牛城（Buffalo）。关于城市，以及城市之外的居民区和地域，因为城市进口替代而产生的复杂后果，在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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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佩金格尔，在他的Wall Street Journal专栏（January 9 1998）中，注意到“新的本地经济体系将开始征服旧的大规模经济体系”，并引用了一个例子——优质本地啤酒在占地少于100平方英尺的设备中酿造，“成本比一个大型工厂所能生产的任何东西都低”。这是又一个关于该现象的新例子，然而“本地经济体系”已经过时了；例子层出不穷。其实真正的新现象是，商业记者和编辑开始注意到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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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避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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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所有有趣的东西都发生在混沌边缘”在“From Complexity to Perplexity”, 作者John Horgan［Scientific American（June 1995）］中被简洁地表述出来：“没有新奇事物能够从高度有序稳定的系统中诞生，例如水晶。另一方面，完全混乱的系统，例如湍急的水流和高温的气体都太无形无定了。真正复杂的事物——阿米巴变形虫、证券交易员、诸如此类——出现在严格秩序和随机性的交界处。”霍尔根（Horgan）认为“混沌边缘”是关于复杂性的31种定义中［由西斯·莱德（Seth Lloyd），一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物理学家所归纳］最为普遍的一种。关于复杂性及其所占据的丰饶而动荡的边缘地带，戈纳提出了综述，可见于Chaos and the Evolving Ecological Universe（n.Ch.3）和随后的一本书：After the Clockwork Universe: The Emerging Science and Culture of Integral Society（Edinburgh: Floris, 1999）。尽管这绝不简单，非专业从事数学研究的人也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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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足部和身体支撑的四肢的进化，就如肺部使得脊椎动物得以冒险上到陆地一样必要。参见National Geographic（May 1999）关于肺鱼的部分。它们在新的栖息地里能吃什么？也许它们体形很小，用先于它们到达陆地的昆虫果腹，参见“Out of the Swamps”，作者Richard Monastersky, 出自Science News（May 22, 1999）。昆虫需要植物，植物需要陆生细菌：没有共同发展就没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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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生物普遍从集群中获益。许多种类的细菌都参与到一种叫作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的交流组织进程中来，意味着个体要等到数量足够多时，才开始耗费能量去产生某些只有在高浓度下才对他们有用的化学物质，例如酶或发光分子，参见“Mob Action”，作者Evelyn Strauss, 出自Science News（August 23, 1997）。群体感应意味着独立个体细胞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要先于多细胞生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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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也被称为Çatalhöyük）还处于缓慢而谨慎的发掘之中，但很显然在公元前7000年时，这个居民区有5000~10000人的密集人口。他们丰富的艺术强烈地暗示着，该文化并非源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而是一脉相承自旧石器时代。这个地点是被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1958年发现的；他在1961至1965年间进行发掘，1965年出于不明原因被土耳其政府禁止。30年后，发掘工作在另一位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指挥下恢复了。关于两位考古学家各自不同的科学重点和研究方法（由于考古技术和考古兴趣的同时转变），可参见“A Tale of Two Obsessed Archaeologists…”,作者Robert Kunzig, 出自Discover（May 1999）。家养绵羊和山羊的骨头和占比很高的野生猎物残骸混杂在一起，人工培育的蔬果与占比很高的野生食物混杂在一起。即便比起附近最古老的农业村庄，加泰土丘也还是更久远的居民区。我曾经猜测，在农业产生之前，以及后来农业仅为副业的时期，这样一个中心地区是如何发展起来并维持自身的，参见The Economy of Cities（n.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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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失败通常能得到重新尝试的机会，甚至转败为胜。一个著名的例子（因为他后来的成功太惊人了）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曾经在制造汽车时失败了两次，第三次尝试成功了。“The Flexible Tiger”，参见The Economist（January 3,1998）, 聚焦了台湾公司的频繁失败，以及公司老板对此抱有的轻松心态（因为得以重新开始），并将中国台湾经济的稳定性与亚洲国家作对比，后者的失败企业由未偿付的贷款支撑运营。得出的结论是：小范围、迅速、响应性的修正有助于整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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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规定了一对夫妇只能有一个孩子，意图在于减少人口。它还带来了其他后果，例如由于重男轻女导致的性别失衡，以及假如持续下去，随着姑妈、舅舅和表亲的消失，将导致大家庭的消失。其他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意外后果还无法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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