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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海滨红杉吸收的雾气是由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托德·道森（Todd Dawson）测量的。他的发现被载于“Clues to Redwoods’Mighty Growth Emerge in Fog”,作者Carol Kaesuk Yoon, 出自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4,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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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样的西北太平洋地区（Pacific Northwest）的森林河流中，还没有迁往海洋的幼年鲑鱼体内含有平均40%来自海洋的元素；河边的树莓丛吸收的18%氮元素来源于海洋；约20只森林脊椎动物部分地受到源于海洋的养分滋养。“森林养育了鲑鱼，但鲑鱼同样养育了森林……离开港湾的河道网络时，鲑鱼还不比一只粗铅笔大，然后在海洋中生活3—6年。它们回来时体重增至60磅，所有的生物体……从海洋中收益甚丰；”The Forest That Fish Built,作者Richard Manning（Portland,Ore.: Ecotrus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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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维纳在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New York: Wiley, 1949）中向公众介绍了他发明的新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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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当纽芬兰岛周边的鳕鱼储量已经开始减少时，加拿大政府所谓的环境部（Dept. of the Environment）在《加拿大商业渔业政策》（Policy for Canada’s Commercial Fisheries）中宣布渔业管理不仅受到“生物学因素”的指导，还被经济和社会事务所支配，声称在过去渔业管理是从鱼类的利益出发，但“在未来，它的管理将以依赖渔业为生的人的利益为重”。由于16年后鳕鱼储量完全崩溃，其他底层鱼类也严重减少，渔民被鼓励把重点放在海洋食物链网较低层的物种，如虾和蟹——尽管科学家警告，过分捕捞这些鳕鱼和其他底层鱼类捕食的物种，将使得耗尽的储量难以恢复。纽芬兰岛的渔业和加工产业社群现在赖以维生的工作岗位远远少于从前，但加工工厂的利润则更高——拜第二波过度捕捞所赐。另外一个重要的依靠是移民；在鳕鱼捕捞业崩溃的1992至1998年期间，该省的净迁出人数大约比前几年增加了三倍，约50000人，大部分都是35岁以下的工人，导致了受供养人口比率的上升。关于环境部认为生物学因素可以和经济社会事务孤立开来的荒唐假设就说到这里。参见“Cod Don’t Vote,”作者Elizabeth Brubaker, 出自Next City（Toronto: Winter 1998-99）；“Down and Down in Newfoundland,”作者Jeffrey Simpson, 出自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November 10, 1998）；“Keeping the Fish Plants Busy,”作者Don Cayo, 出自The Globe and Mail（January 2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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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融水引起了海洋盐度的变化，导致海洋潮汐和风温的转变，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时，尝试推论出主要气候变化的原因、预测温室气体引起的全球变暖带来的效应，就变得极其困难了。洛夫洛克论证出温暖的间冰期，正如现在，是地球之“病”，因为当大量水分被锁进北极和南极的海洋以及大陆冰盖中时，有着丰饶潜能的大陆架就暴露在外，产生了更多生命活动的空间。他还推断，寒冷的冰期有利于对抗太阳缓慢增加的热度；见The Ages of Gaia（n. Ch. 3）, p. 13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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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每年花费了（或者说，作为特殊税收利益提供了）210亿美元用来补贴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这个数据来自“A Good Climate for Investment”, 作者是Ross Gelbspan,出自The Atlantic Monthly（June 1998）。他提及的良性投资是投放在无碳能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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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多伦多郊区有双份收入（其中一份收入多少在平均水平之上）、两个孩子的家庭，供两部车（一部使用三年，另一部使用五年），花费在车辆和它们的保险、维护、汽油和每月停车费上的钱，相当于每月为食物、衣服、供暖和其他设施、家居保养与维修以及娱乐消遣留出的预算。“这个家庭离倾家荡产只差一次灾难”来自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为什么安大略省的工薪阶层投票给保守党”（Why Ontario’s working people voted for Tories），出自Toronto Star（June 1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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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鳕鱼捕捞业补助金从1981年起增长；造船业、船只和捕捞设备、鱼类工厂以及渔民和工厂工人的收入全都受到了补助。到1990年，渔业崩溃的两年前，纽芬兰岛的渔民每在渔业上赚1美元，就收到来自政府的1.6美元津贴。其他补助金的数目大致相等，总体多达渔业所得的三倍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假如能够将补助金也计算在成本中，鳕鱼本可能因为价格太高而失去市场销路。补助成本是由纽芬兰纪念大学（Newfoundland’s Memorial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计算的；见“Cod Don’t Vote,”出自Next City（n.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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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素由得克萨斯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中心（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的柳泽正史（Masashi Yanagisawa）带领的小组所发现。研究人员相信食欲素是仅有的几种能刺激食欲以应对低能量血浓度的物质之一。参见“Scientists Track Down Trigger for Hunger,”作者Carolyn Abraham,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February 20, 1998）。根据The Skinny on Fat，作者Shawna Vogel（New York: Freeman, 1999），至少130种不同的基因可能参与设定人体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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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多样化而换来的专业化对于经济和生态系统来说都是有害的。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员，它被下令专门种植棉花。为了灌溉庄稼，咸海（The Aral Sea）——世界第四大湖，减少了二分之一的表面积，两条支流消失，留下被杀虫剂、脱叶剂、盐、重金属和污物污染的广袤沙地。这导致了范围远至喜马拉雅山脉的毒沙尘暴，不仅污染了乌兹别克斯坦，还污染了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和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它令中亚地区人民饱受高比率的肺结核、贫血、婴儿死亡率、癌症、先天缺陷和肝肾紊乱的折磨。从人类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的恐怖事件也许代表了现代最为悲惨的一次生态崩溃。后苏维埃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延续了专门种植棉花的政策，因为在它荒芜的土地上，如今没有别的选择可以维持收入了。外来援助徒劳无功；参见“Uzbekistan, a Dying Lake, a Human Diet of Chalk,”作者Geoffrey York, 出自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November 22, 1997）。尽管这个为了假想中全面专业化的高效率而做出牺牲的例子很极端，但牺牲了丰富的多样化来换取专业化的经济体系，无法为自己找到别的替代产业是很常见的。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过分简单化地论证了，利用相对优势（这几乎总是暂时的）的国际化劳动分工的理论性好处，而这仍然有惊人的影响力。例如，这是一位身价亿万的美国慈善家在1997年写下的智慧感言：“全球整合带来了……国际化劳动分工的利益，这被相对优势学说清楚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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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昆虫种群中的紧密整合反馈控制的例子，出自The Evolution of Complexity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作者John Tyler Bonne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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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政治解体而来的俄罗斯经济混乱，在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所著Lenin’s Tomb（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中有所描述。The Economist（April 24, 1999）总结了解体十年后的前景：“2000年的俄罗斯将会是许多悲惨国家中的一员，一切看上去比100年前更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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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贸易的国家货币反馈之所以能够被优化，是因为小国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只有当它们拥有自己的货币时才行。现在，最小的拥有自己货币的国家是冰岛（人口27万）。国家领土小，在经济上不是劣势。在世界上10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经济富裕。在10个最繁荣的国家中，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最大的国家是比利时（人口1020万）；参见“Small but Perfectly Formed”, 出自The Economist（January 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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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对寒冷温度的适应是复杂而多样的；包括产生防冻化学物质，去除体内能导致冰晶形成的物质，增加凝血能力以保护毛细血管免于冻伤，以及将水分从器官排到非细胞组织的体腔内的能力；参见“Lifestyles of the Cold and Frozen”,作者Kenneth B. Storey and Janet M. Storey, 出自The Sciences（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May/June 1999）。我们自己身体热量的反馈调节，以及对衣服、遮蔽物、壁炉和火炉的利用，尽管还不如一只虫茧里发生的事情复杂，也已十分卓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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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中的第一场火通常对树干造成的伤害相当小，因为它们有树皮的保护。但不久之后的第二场火可以是灾难性的。历史上，热带森林中两次大火的时间间隔为400年或更久，但在居民迁入的地方，大约每三年就有一场意外火灾。森林火灾是一个恶性循环——两场火灾很可能造成第三场，如此下去，使森林的损失达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参见“Amazon Forests Caught in Fiery Feedback,”作者S. Milius, 出自Science News（October 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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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存适应性的双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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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黑猩猩的行为方式的文字描述和照片参见Bonobo
:The Forgotten Ape, 作者Frans de Waa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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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基因理论是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89）一书中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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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一封写给A. R. Wallace（1871）的信中，提出了利他主义的谜团：“与其背叛同志，他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人通常没有留下能够继承他高贵本性的后代。最勇敢的男人总是愿意到战争前线去，慷慨地为别人冒生命危险，他们平均死亡的人数将比其他人更多。”然后达尔文猜想，个体的自我牺牲能够通过自然选择促进该特质的传承，因为这对于部落之间的军事竞争来说是个有价值的优点。但这仍然留下一个谜团：如果具备这种特质的个体都大量牺牲，那么这种特质该如何繁衍下去？这封信在The Ant and the Peacock（n. Ch. 2）第327页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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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视觉的利用使我们得以从事并非生存之必需的活动，例如设计飞檐；灵巧的手工使我们能够演奏双簧管；观察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靠星星导航；交流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教授算术并举行庆典——所有这些都使得下述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妇女心甘情愿地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多次生育，这应该同样使我们（男性与女性）能承受在战争和救火时的自我牺牲，从解衣推食、助人为乐中获得喜悦之情。潜在的法则是，进化的后果一旦爆发，“便有可能沿着一千条道路前进”——这在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许多篇有意思的论文里有所阐述；例如，“The Great Seal Principle”,出自Eight Little Piggies（New York
:Norton, 1993），关于许多条道路的引用就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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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相似之处，使他们得以在许多活动中协力合作，也使得一个性别的个体能够在必要时承担另一个性别的责任，这对个体及其后代来说都是一个生存的优势。哺乳动物如海象和麋鹿则不具备这个优势，它们的性别导致了相当不同的生活；当然蜘蛛之类的生物也不行，由于雌性和雄性彼此差异显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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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大型哺乳动物的大规模灭绝，正好与约5000年前智人抵达这片大陆的时间相吻合。但根据Science（January 8, 1999），灭绝的原因是过度捕猎，还是由于故意纵火而导致的栖息地毁灭，仍然有所争议。北美大型动物的大规模灭绝，发生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末尾、大约11000年前的一次人类迁入之后不久；参见Science News（January 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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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吉（Marcus Gee），在“Richer Is Cleaner,”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December 10, 1997）中，提示人们注意这个僵局：当经济变得富裕，人们就会开始治理空气污染，但要达到那种程度的富裕，必须首先加重空气污染；他引用了在印度和中国由于煤炭燃烧而日益严重的污染作为例子。他得出的道理是，任何拖慢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事物，也会阻碍环境治理：“大致来说，落后的国家必须用今天的污染换来明天的治理。富裕世界中的我们也许不会认同，但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无论如何，你还可以补充，当今富裕国家的汽车产业正是全球空气污染的主要罪魁祸首，而如果富裕国家开始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当今的落后国家也将同样能享受到这些进步——正如在英国宣布煤炭能够代替木头成为燃料后，印度也能够烧煤而不是烧牛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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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勒姆提到的那本关于政府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共生关系的书，是我的著作Systems of Survival: Moral Foundations of Commerce and Politic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and Vintage, 1994）。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提出，成功在社会群体中生活的种族成员，发展出了对付内部竞争的手段和规则。现在，这里有另外一个进化谜题：同类相食（cannibalism）一般在人类当中很少见，因为它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它在许多其他食肉和杂食的物种当中也一样罕见，甚至更甚。乍想之下这很奇怪，因为吃掉同种族的另一个成员，显然是获得最为适宜的营养并同时除掉竞争对手的一流手段。那么为什么同类相食在自然中并不常见甚至普遍呢？一个关于自相残杀的虎螈的研究给出的答案是，这种行为会带来患病的高风险，因为“作用于晚餐的病原体也作用于用餐者”；参见“Why Aren’t There More Cannibals Around?”作者S. Milius, 出自Science News（May 9, 1998）。这条关于同类相食的弊端的法则与一个观察相一致：新几内亚（New Guinea）食人族深受一种叫做库鲁病（kuru）的致病疾病之害，他们由于吃人时食用人脑而患病。库鲁病近似疯牛病，后者通过给牛群喂食一种饲料而传染给牛，这种饲料含有感染了一种叫痒病（scrapie）的脑疾病的羊的内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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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不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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