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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二章 疯狂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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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有两个基本作用：首先，作为一种竞争性分配机制，它以简单有效的标准——价高者得，将当前产出在众多需求者之间进行分配，结果就是市场出清；其次，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它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作出生产和消费决定提供了简洁明了的指导：觉得这个价格有利可图就继续生产，觉得这个价格合算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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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两个作用都在瞬间同时发生，那么市场就会处于平稳的均衡状态，而它带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也不会落空。但现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作出生产决定，到他们的产品上市交易，其间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差，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时间差就越长。而在这段时间里，其他生产者也在做决定，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可能会改变，但这些他都无法事先获知，因为这些信息并未包含在当初指导他做决定的价格信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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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价格信号是市场参与者可以依赖的主要信息，其他信息都是零星或不可靠的，生产者不可能在每一步决定之前都与无数的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和协商，即便存在沟通和协商，后者也没有责任对其产量和购买量作出完全的承诺。所以，尽管价格信号十分有用，但基于它所形成的预期还是经常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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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落空的可能性，一方面给参与者带来了风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的波动(1)。在分工细致而复杂，因而生产高度迂回的今天，这种波动常常是剧烈的，而同时，生产的规模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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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紧张所导致的价格高涨会吸引资金投入这个行业，从而带来更多产出。理想情况下，供给会逐渐增长到恰好无利可图的那个点。但实际上，产能的增加并非连续的，开采一个新矿、投产一条新流水线、修建一条新铁路，会对供给产生一个不可分割的巨大影响，往往造成其产能形成前后价格的剧烈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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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价格机制的这一内在缺陷，构成了市场进化的一股重要动力，参与者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时间差和非连续性等信息障碍，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这些办法包括具有时间跨度的结构性合约安排、远期交易、保险以及相关的衍生品等，已经成为今日高度复杂的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元素。本章选择的几个案例将帮助读者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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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芯片价格波动为何如此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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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6，No.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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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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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20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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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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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2)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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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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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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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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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办法是组建卡特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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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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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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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第三种方法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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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地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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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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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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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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