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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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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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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第三种方法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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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地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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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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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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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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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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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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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模型最初被用于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这种波动常常表现出一年高一年低周期性震荡的独特形态，因而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兴趣，但蛛网模型所蕴含的原理并不限于农产品，凡生产决策与商品交易之间存在信号时滞的地方，这种形式的波动便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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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最鲜明的例子就是芯片。芯片业并没有季节性所带来的天然的周期节奏，因而其生产决定和产出流也不会被强制同步，它的信号时滞源自另一个因素：产能变化的非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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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高端芯片流水线投资动辄上十亿美元，从决定投资到形成产能至少需要几个季度，这期间技术和需求都在变化，所以，当某种芯片供给紧缺、价格上涨时，生产者未必敢开建新生产线，只有当他确信紧缺将维持若干年，或竞争者不会一拥而上，并且新生产线所采用的技术在几年内不会落伍，投产决定才会做出。但这些预期并不可靠，常常会落空，这就造成了市场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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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波动，需要正确区分增加产能和增加产量的差别，生产者在决定新增产能时，计算的是产品价格能否抵偿总成本，可一旦产能形成，生产线的固定成本就不再影响其产量决定，此时，他的决策目标已变成了总毛利（不扣除固定成本）最大化，至于他能否盈利，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垄断地位或足够大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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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是垄断者，就会在产量增加将价格拉低至可变成本之前早早就停下来。例如，产量5万片时价格是10元，增产1万片会将价格拉低至9元，可变成本是7元，增产的1万片本身会带来2万元毛利，但因为拉低价格减少了5万毛利，所以他不会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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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如存在竞争者，并且他们的可变成本也低于9元，情况就不同了，增产赚到的是自己的毛利，而拉低的是大家的价格，由于不存在中心产量控制者，价格并不会因为你不增产就能维持在你想要的水平上，结果，价格将一直跌到倒数第二个生产者的可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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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惨烈的价格竞争我们在许多市场都能见到，这也是竞争的残酷性所在，对生产者很痛苦，但对消费者却是福音。而同时，处于竞争之中的生产者无时不在为自己寻找和构建垄断地位，能长期生存下来的或多或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更详细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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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大蒜疯狂是操纵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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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4，No.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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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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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地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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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大蒜价格暴涨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上月下旬，在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的价格上行段上，难免会有不少人会囤积套利，并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影响大蒜价格的各种因素之后，暴涨的起因还是有迹可循的，不必用对操纵的猜测来解释，毕竟，操纵很少有机会成功，只有当穷尽其他因素而无解时，才值得为此而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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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和其他季节性农产品一样，由于生产决策接受过去价格的指导，而其产出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供给和价格，因而普遍存在涨跌交替的蛛网式波动。大蒜价格2005-2006年大涨，2007-2008年大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近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近期的价格比2006年的高峰期，并不高很多；每吨一万多元的最高价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明显受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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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大蒜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在快速上涨，因而虽有波动，但每个波峰都高过上一个。该长期趋势的原因，是消费者对大蒜及其提纯物之健康价值的认知变化。1995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大蒜素健康功效的论文：诸如抗动脉硬化、抗脂肪沉积、抗血栓、抗氧化、平衡脂蛋白、降血压等，而这段时间，恰是大蒜价格的持续上扬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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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2007年，NIH的一份临床报告未发现食用大蒜与降血脂之间存在关系，大蒜价格也于次年跌至谷底。2009年的一篇论文又显示了大蒜捕获自由基的强大能力，有关自由基与癌症和寿命关系的理论，尽管在医学界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在保健品领域却早已广泛宣传并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上述科学新闻的出现序列与价格波动的高度匹配，或许只是巧合，但消费者对大蒜认知的改变则是无可置疑的，近年来的禽流感和甲流疫情更为之推波助澜，毕竟，大蒜的抗菌作用早已是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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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通。2001年加入WTO之后、2004年与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之后，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和国际化，也使其价格更易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中国大蒜产量占全球78％，占国际贸易量的比例则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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