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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美国家所进口的中国大蒜大部分用作深加工原料,而相对于大蒜素等制成品,原料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对价格极不敏感。同时,把大蒜视为抗菌药和保健品的消费者,也不会在意区区几元的价格变动。所以,国际化的结果使得大蒜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得很低,这意味着,当供给下降时,价格会上升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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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商品化也改变了蔬菜的成本结构,在传统家庭农业中,蔬菜生产多利用田埂、洼地、河滩等闲置边角土地和老弱劳动力的零星闲暇,这些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极低,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售机会;而商品化种植使用的是成片土地和全职劳力,因此,蔬菜对于肉类和主粮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蒜比肉贵并不算稀奇事,比肉贵的蔬菜,已经不少,今后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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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价格的暴涨暴跌,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全部生计依赖于此却没有任何避险手段的农户,从他们的利益考虑,人们应该欢迎炒家的进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规范成熟的大蒜期货市场,一度热闹的龙鼎已被证实是个骗局,而要建立良好的期货市场,须吸引到足够多的大宗收购商、批发商、原料需求者和造市商的加入,同时,也需要吸引大批投机者来交易,后者将从农户和下游企业那里接管风险。相反,若长期把投机炒家和金融资本排斥在大蒜市场之外,那么蒜农们将注定年复一年继续忍受蛛网波动的折磨,乃至丧失对规模化种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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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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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生产决定和产出流,都被季节轮替强制同步了,这种带有时滞的同步化给它带来了独特的波动和风险;但传统农业也有其抗拒风险的优势:它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农民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因而产量高出预期水平对他们通常并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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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蛛网式波动成为农民的一大困扰,其实是传统农业开始接触市场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而随着市场化进程逐渐展开,农业与其他产业一样,会发展出各种应对波动和风险的机制,而传统农户也会向现代农业经营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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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技术和商业条件的进步,近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现了些变化: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如今跨气候区的农产品大规模流通已很平常,而保鲜、冷藏和深加工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农产品供给的同步化正在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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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于稳定货源和质量控制的考虑,食品业、连锁快餐业和零售业的大公司正在积极整合上游产业,如今,许多农民都有机会与买家提前签订供货合约,从而规避未来的价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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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资本家养猪是圈地抢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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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1,No.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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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所谓“外资养猪”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传出高盛收购国内多家养猪场,其后饲料企业艾格非(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大举进入养猪业,近日又纷传南京等地多家房地产商也投身养猪业。有人惊呼外资正大肆圈猪,要控制肉价,抢夺暴利,据说“农业部从黑龙江至广东省,逐步南下调研‘外资在中国农牧业的发展现状’”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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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针对外资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阴谋论一样,“外资圈猪抢钱说”虽听起来激动人心,实则荒诞无稽。实际上,来自养殖业以外的内外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将为国内养殖业的繁荣成熟和产业升级提供宝贵的动力,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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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进入养猪业,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看到行业投资回报和前景不错,在其他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为资本寻找出路或避风港,地产商养猪即属此类;二是上游饲料业和下游肉制品业在价格动荡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养殖业来稳定供应和销售渠道,并规避价格风险,新希望、双汇甚至五芳斋都有自己的养猪场,因此艾格非进入养猪业并不令人惊奇;三是借助资本力量进行产业整合与优化,通过规模化效益和企业价值提升来获取投资收益,德意志银行投资上海宏博便很可能有此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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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高盛的策略则更为复杂,看上去包含了上述所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此前,高盛已间接收购了双汇集团,后又成为雨润食品大股东,如今投资养猪业,既可能看好该行业盈利前景,也可能为了对冲食品业的价格波动风险,更可能通过其影响力和雄厚资本进行产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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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肉畜养殖业,正处于从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变迁过程之中。小规模分散养殖的问题在于,受制于高昂的议价、签约和执行成本,单一农户很少能与上下游(饲料供应商和生猪收购者)进行事先议价和签约,而只能依据事后的价格信号来做决策,这就难以避免传统养殖业中常见的蛛网式价格波动:每次短缺造成价格上涨都会刺激养殖户大量增产,导致下一年的过剩和跌价,于是养殖户又减产并导致第三年的短缺和涨价,如此往复循环,养殖户和经销商都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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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市场会发展出各种方法来摆脱蛛网波动:养殖者可与批发商事先签订收购合约,但散户往往缺乏谈判能力,也难以负担交易成本,因而规模化养殖会得到鼓励;其次,与钢铁企业投资铁矿一样,通过上下游整合或参股也可以规避价格风险;最后,期货市场可为养殖者、经销商和肉制品商提高价格避险手段,据报道,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完成生猪期货合约和交割标准设计工作,可望于不久的将来推出生猪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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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资本的进入,将推动养殖市场的上述发展,生猪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将提升产业水平,也将稳定生猪价格,而稳定且可预期的价格将保护养殖户的投资、增强其持续投入的信心。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未来分散的养殖农户将逐渐消失,而对肉类的需求将迅速增长,一个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养殖业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过程必定需要大量外部资金的投入,国际资本对国内养殖业的兴趣显然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认识,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阴谋论式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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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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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都有农业保护政策,在一些发达国家,尽管农民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但他们对政策却拥有极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从欧美的农业补贴和日韩的农产品关税壁垒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今,这些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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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与人们对农民和农村的深厚情感有关,农民往往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而现今城市居民不久前的先辈,多数也是农民,因而农村常常被与长辈、乡土、传统、根源,乃至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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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各国的保护性农业政策,与其说是在帮助农民,或者推进农业,不如说是将农业和农村尽可能维持在传统的那种状态下,以便满足城里人的怀旧偏好。这一点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观察一下并不难发现,即便政策意图并非如此,实际效果却往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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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土地转让与兼并的限制、对土地用途变更和作物类型的管制、对非传统农业技术的怀疑和抵制(其极端形式是近年来兴起的有机农业)、对商业化经营的排斥、对金融资本进入农业的阻挠、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无名恐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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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假如农业仍停留在传统的产业模式下,它就无法应付商品化冲击所带来的高风险,农民仍将年复一年遭受蛛网式波动之苦,仍无法利用大宗市场规避风险,仍无法建立质量控制体系从而创造品牌价值(这一点我们在奶业看得最清楚),仍无法改善面对大型采购商的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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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帮助农民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农民,当然不是从肉体上,而是从产业模式和组织形态上,农民之弱势并非个体能力之弱,而是产业模式之弱,这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只须拆除竖立在城乡之间、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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