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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来在思考就业问题，并意识到它与生活方式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我觉得这个表述不好，过早地引入收入和消费概念，限制了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看上去更贴切的是：个人在憧憬和安排未来生活时，是将资产、消费、职业、闲暇捆在一起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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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职业不仅是一种收入来源，也是构成其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并且职业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因此，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人为了获得维持当前生活方式所需收入，接受一种与该生活方式不兼容的职业，或者某人从某种职业中获取的收入，使他迁越至另一种更高阶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仍保留该份与新生活方式不兼容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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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经典理论是得不出这样的约束的，而按先前的表述，我的假说也得不出。所以，离散性假说更恰当的表述是：个人总是努力获取所需的能力，以便在一系列生活方式中，使自己尽可能迁越至更高阶的一种，或不跌落到更低阶的一种（这里暗含了一个假定：全部生活方式构成一个有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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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越闹越凶的同时，大学生失业率也在提高，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方式抱有较高的期待，甚至大学生的身份让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身在较高阶的生活方式之中，接受一份蓝领工作将是一种“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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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业的交易员和工程师，宁可忍受一年半载的失业，也不会接受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甘在阶梯上跌落，更是因为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履历染上“污点”，因为雇主和邻居一样，习惯于通过在阶梯上所处的位置来评估他人。因此，生活方式，与其说是自己享用的，不如说是给别人看的——当然，我们已被基因组（还有meme组）设计得好像很会享受这些生活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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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分析是对的，那么我们顺便可以对政府就业政策作出一个判断了：失业救济将抬高失业率，且抬高的程度远比经典理论所能预见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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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富有如今失业的工程师，在被迫接受一份低等职业并接受跌落到低阶生活方式的命运之前，有许多办法可以避免或推迟这一厄运：动用储蓄、借钱、出售并回租不动产、在现有生活方式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缩减消费、偷偷摸摸地在现有生活方式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外缩减消费（现代城市生活使得这种隐瞒比古代更加容易），用山寨货冒充奢侈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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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穷尽所有这些手段，仍无法维持时，他才会接受低等工作，显然，失业救济将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因而抬高了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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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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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离散性假说是个尚在探索中、远未成熟的想法，上面摘录的一些段落是我过去几年在此主题上断断续续的一些思考，发散性多于严谨性，在本书最后部分，我会重新回到这个题目，并尝试为它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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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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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1，No.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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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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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地涌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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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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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地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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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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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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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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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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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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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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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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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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