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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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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着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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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以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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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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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地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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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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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上富裕生活的人们，常常嘲笑呼朋唤友吃吃喝喝的酒肉生涯庸俗不堪，然而在发达社会，穷人沉湎于吃喝恰恰是因为他们穷，负担不起另一种更高雅的生活方式，高雅是有成本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成本高不可攀，它才被认为是高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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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高尔夫、户外运动、瑜伽、素食、静修乃至辟谷，这些都是高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不是穷人所能负担的。假如你只学其中一部分而不是整套照搬，是会被嘲笑的，既会被上层人士笑为徒劳地想混入他们队伍的乡巴佬，又会被同侪视为不愿与其为伍的异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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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情形其实很可怕，往往导致你被排斥出所在阶层的社交圈，失去你在那个社会的立足之地，而你在别处又找不到容纳你的圈子。实际上，生活方式在一个阶层和亚文化中的趋同和模式化，正是由交往圈中的相互评价和期待来维持的，邻人的目光和闲言碎语是迫使你遵循某种生活方式的最有效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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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比较，都可以发现，越是贫穷的社会，就越依赖食物作为交往媒介和激励工具，也越倾向于用食物丰足作为显示身份地位的信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年节发放的食物是人们评价工作待遇的重要指标，许多人串门时都会关心人家碗里都有些什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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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肚皮收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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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0，No.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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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读历史和小说，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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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6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然而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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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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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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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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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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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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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棚（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得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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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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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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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皮收租法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实物地租，其特点在于就地成套消费，有点像老人轮流到各儿子家吃住这种赡养模式，这是封建早期货币经济极度萎缩时的特有现象，也是第42篇所说“生存套餐”的一种，不过是其中较特别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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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租法的存在前提是：领主与其附庸的消费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领主准备消费的东西在附庸的庄园里都有，后者平时也在享用，只不过质量和数量上有所不同而已。对于经济较繁荣的封建后期，和那些庞大帝国的皇帝们，这一条件显然已不成立，他们享用的奢侈品可能是地方上闻所未闻的，而庄园里能提供的东西，领主们可能压根没兴趣，这时会发展出一些专业生产机构（私人供应商或官营作坊），为贵族和宫廷提供消费品，或者由各地分别贡献特产来组成贵族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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