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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6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然而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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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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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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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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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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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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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棚（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得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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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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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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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皮收租法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实物地租，其特点在于就地成套消费，有点像老人轮流到各儿子家吃住这种赡养模式，这是封建早期货币经济极度萎缩时的特有现象，也是第42篇所说“生存套餐”的一种，不过是其中较特别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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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租法的存在前提是：领主与其附庸的消费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领主准备消费的东西在附庸的庄园里都有，后者平时也在享用，只不过质量和数量上有所不同而已。对于经济较繁荣的封建后期，和那些庞大帝国的皇帝们，这一条件显然已不成立，他们享用的奢侈品可能是地方上闻所未闻的，而庄园里能提供的东西，领主们可能压根没兴趣，这时会发展出一些专业生产机构（私人供应商或官营作坊），为贵族和宫廷提供消费品，或者由各地分别贡献特产来组成贵族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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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生存套餐与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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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4，No.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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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20世纪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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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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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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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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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得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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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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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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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41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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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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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重读本篇时，我不由想起了黑泽明的《七武士》，电影里的农民为抵抗盗贼而雇请武士时，支付的报酬也是生存套餐，那也是因为落魄武士的消费组成与农民的相差无几，每天几碗白米饭果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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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时代的国企，特别是全民大国企，所采用的报酬形式其实也是生产套餐，而职工与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也是一种高强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一点在户籍和人事制度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识别一个人身份的首要属性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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