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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用于评估女性禀赋的信号在早期便可获得，而对男性潜力股的识别则困难得多，经常很晚才能看清。这一选择策略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男性在择偶时间的选择上灵活得多，特别是那些有望凭借后天禀赋的男性，会故意推迟择偶时间，以便把手里的牌养大，而女性则不同，因为她们的牌早已摊开，拼抢早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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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偶策略的不对称把婚姻市场分割成了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一方面，大批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僧多粥少，竞争惨烈，房子嫁妆自然不能少，甚至有钱有势的老男人也来参与竞争；另一方面，一旦过了妙龄，女性谈判地位迅速跌落，如果不及时调整策略放低价码，过28岁之后便很可能沦为“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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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条件优越而不甘掉价的女性，上述局面尤为不利：漫长的学校生涯让她们在起跑点就晚了一步，而我国之前特有的不许大学生结婚的规定又大大强化了这一劣势。况且，自身的优越条件让她们对幼稚男生不屑一顾，等她们终于开始着急的时候，发现身边的好男人都被挑光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策略退让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的选择面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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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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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市场的议价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总和性别比来衡量，这一点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印度，印度的出生性别比是112，甚至适婚青年性别比仍高于108(7)，但印度素以嫁妆负担重和嫁女难著称，时不时还会弄出女青年自杀的悲剧，这一局面至今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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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同样是双向选择，女性们同样都想往上嫁，为何中国男方彩礼负担更突出，而印度则嫁妆负担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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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篇所提出的信号机制，或许可以这样解释：通常情况下，男性的婚姻价值要很晚才能确定，但印度的文化和传统很特别，尤其是种姓制度，降低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个人前途高度依赖于其家庭背景，而后者是早就确定的。因而女方对于高价值男性的竞争早早就开始了，就像中国男性对年轻貌美女性的竞争也早早就开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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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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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No.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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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在掀起一阵收视狂潮之后，看来已小命难保。随着广电总局整改通知下达，央视带头痛斥，各地媒体深入揭批，一顿“乱棍”之下，终于呜呼哀哉，壮烈牺牲了。团队散伙，节目改版，一切恢复平静与和谐，近在眼前的喧哗却已恍如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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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热到猝死，相亲节目一定是惹到了什么。不过和以往类似猝死事件不同的是，这次它所触动的，却是大众的道德神经。部分女嘉宾对择偶倾向中物质因素的直率表达，显然激怒了大批观众，让群众的道德激情如洪水决堤般暴发，汹涌口水掀起巨浪，最终引起有关部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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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质女”之所以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并不是因为她们所触及的道德藩篱有多么重要而根本，一旦破坏对社会有多大危险，而是因为这些道德恰恰是肤浅而虚弱的。实际上，在择偶时考虑物质条件，甚至将其列为首要条件，古今中外都是极为普遍的情况。问题是，这是件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事情，对此人人心知肚明，却不得说破，这便是社会在此问题上的道德规范，它只是一层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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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存在两类规范。第一类是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的，而且事实上也制约了它所针对的那些行为，至少将其发生频率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如有关偷盗和欺诈的规范。当人们抓住一个小偷或骗子时，会鄙视、叱责，甚至痛打，但通常不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针对物质女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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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规范则是起装饰作用的，其存在的价值仅在于帮助人们掩盖其行为的真实性质。对于某些行为，这种掩饰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一旦面纱被揭开，当事人会感到十分难堪甚至无比羞愤，婚姻关系中的物质考虑和利益交换便属此类。所以，当那些慎于作此种掩饰的人们面对一个悍然直言的“物质女”时，就好像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其实面纱之下，你我都是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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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观察，人们在亲属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特别需要这类装饰性规范。如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虽然人人心知肚明，这是一种无截止期的长期等额互换关系，许多人甚至小心翼翼地用账本记下每一笔礼物的金额，但要是你果真当面将此关系的性质点破，那将是非常无趣和尴尬的，你们的关系很可能从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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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需要细心掩盖的部分，就是两性关系。从内容和结构上看，婚姻无疑是一项交易，不过与那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即时交易不同，婚姻是基于契约、内容庞杂、时间跨度极大且涉及复杂家族关系的一揽子交易。我们知道，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双方所冒的风险、所需要的信任，是有极大差别的。因而婚姻双方对对方在善意、诚信、守约等方面的品质，有着高得多的要求。同样，他们对证明自己这些方面的高品质，也有着更急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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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结构化、一揽子长期交易中对检查对方品质和证明自身品质的需求，促使人们竭力将此类交易与即时交易作明确而截然的区分。当他们参与这些交易时，会断然否认这是一种交易，因为交易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出门概不退换的即时交易，为此，就需要设计出一种鲜明的面纱来包装这种交易，使其容易与其他交易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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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包裹在两性关系外面的以及其他种种道德面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在保守人士看来，它们已成为人性和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加以珍惜和维护；而在进步人士看来，它们与现代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经济早已格格不入，须加以唾弃；而依我看，此类争议大可留给社区自我选择，不必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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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素有挑逗大众价值观和道德感以提升收视率的习惯，表面上看，这似乎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但实际上，这些节目为那些道德感强烈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其道德情感的窗口——这是个无害的窗口，不会造成实际的冲突，大可不必加以干涉。富有道德感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热衷于窥视他人的生活，希望从中挖掘出些污迹加以挞伐，既满足了道德倾诉欲，又自证着清白。现在有电视台免费提供合格标准素材，岂非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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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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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如本篇所指出的，有时候，它对行为有着实质性约束，而另一些时候，则只是一层面纱，旨在掩盖行为的真实性质。但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微妙所在，更有甚者，有时候它丝毫没有约束行为的意思，连表面的、形式上的约束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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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后一种称为“自我表达型道德情感”，说的是，当人们通过谴责、鄙视或愤怒对一些行为或事态表达道德诉求时，他们并不是希望这些行为得到纠正，或事态有所变化，而仅仅是想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彰显自己的人格形象。实际上，有意或无意的，他们反倒希望这些事态继续存在，否则便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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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这些道德情感是伪善。人人都有道德情感，也完全可能是真实和自然的，并确实体现了倾诉者的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他们有权利加以表达，也有理由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但问题是，是否应该让这些道德情感去影响法律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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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并非一目了然，关键是要区分：道德诉求的对象，究竟是在情感上给诉求者造成了伤害，还是仅仅激发了他的表达冲动？假如是后者，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法律或政策去对行为作出矫正。当然，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心里究竟怎么想，但经济学可以提供一个判别标准：假如伤害是真实的，它会在行为特别是交易行为中表现出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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