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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循环，就能够堂然无视一切反面证据，他们总是能通过各种神奇的迂回曲折，将旁人看来明白无误的反证，解释成自己信仰的又一次确证，或者对手垂死挣扎般的捏造和诋毁。在这样的循环中，他的认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的空间，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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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辩护和它所激发的狂热对于宗教传播的重要性，在预言问题上体现得最充分。许多教派都有预言，而且任何教派都不会因为预言落空而破产，实际上，著名的预言都落空了，而每次落空都促进了教派大发展。基督教曾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和千禧年弥赛亚的降临，现在第二个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弥赛亚没来，不过没关系，人们决定把它推迟到2012年，当然，届时还会再推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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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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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皈依者的执著和热情，在许多文化现象中都可以发现，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美国人》第一卷里，对弗吉尼亚庄园主们模仿英国绅士的情景做了生动描述(5)，这些新绅士不仅处处亦步亦趋，而且对绅士文化的恪奉和保守比英伦绅士要顽固和死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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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素一经传播和模仿，便会趋于模式化，变得刻板和僵硬。这一点在日本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日本民族堪称皈依专业户，对外来优势文化来者不拒，一旦认定，模仿起来十分坚决、彻底和细致，历史上先后皈依儒家、佛教和西方的N种制度和主义，像相扑、插花、茶道等原本并无严格程式的娱乐情趣活动，到了日本就都变成了高度仪式化、有着严格程序的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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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21篇里我曾提到亨廷顿的观点：组织需要经历数次人事轮替才能完成其结构和程序的成熟，这一原理与文化元素随传播与复制而趋于模式化和程序化，似乎颇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与工具价值向终极价值转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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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创造茶道的人看来，选择这套程序只是因为这样能泡出好茶，或能体现出我的优雅，假如其他方式能起到同样效果甚至更好，我是不会拘泥的，但在模仿者看来，这套程序化动作本身就是好的、美的，它本身成了值得追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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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在一个新组织中最初承担某项职能的人，他选择某套工作方法，只是出于方便或效率的考虑，但经过数次人事更替和师徒传承，后来者没有经过当初的探索和尝试，直接接受了既有的做法，他们倾向于把这套方法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神圣的：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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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富士康工人接连跳楼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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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2，No.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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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七月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压力而从宿舍楼上跳下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五起密集地发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内。尽管迄今未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但舆论已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它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关。日前，富士康公关部门在就此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承认企业在管理方式、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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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14人自杀，而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27万员工，所以即便考虑到就业者的自杀率低于失业者，一年内不到10名雇员自杀，也并非特别离奇之事。然而，这些自杀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却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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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从时间、方式到处境的相似性，这些自杀具备了“维特效应”(6)的全部特征，从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间隔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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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行并迅速流行之后，许多为情所困的青年读者模仿主人公维特自杀殉情。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模仿性自杀广泛存在，并占据了自杀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对象有社会名人、轰动性事件的主角和同社区内社会角色类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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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效应生动地展示了，人在多数时候并不是依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多地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辈的模仿来行事。当他们面临困境，而这些常规指导源都无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时，便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此时，若身边处境类似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很可能接受这个简单而容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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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自杀方式上，他们也懒得去考虑，而简单地模仿了事。这一点，从自杀方式的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各国都有一两种主流自杀方式，各不相同，而每种新方式一经大媒体报道，便会迅速流行，如1998年金融危机后烧炭自杀在香港的流行，这次金融危机后，杀死家人后自杀的案件，也一度在美国密集发生；更诡异的是，研究发现，许多重大交通事故过后，就有人会以制造交通意外的隐秘方式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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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模仿倾向表现在生活的每个环节，模仿性自杀只是因其悲剧性而特别引人关注，模仿性犯罪和模仿性行善都很普遍。研究发现，在交通路口，一位司机闯红灯会大幅提高其他司机闯红灯的几率，这一现象即便在素以遵守规则著称的那些社会也同样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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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选择自杀的目的，不仅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这是他展示给社会的一个姿态，是对身边人的一次喊话，要以最强烈的声音发出最后一条信息：我为你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瞧你把我逼到了这里；瞧你把一切都毁了；我很歉疚；我是无辜的；我已拼尽全力了；我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无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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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原本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但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当他们看到别人用自杀来喊出同样淤积于胸的那句话，并且看上去都被听懂了时，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学到了。而这里，正是心理辅导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能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喊出这些话，如果能创造出让他们有机会喊话的场合与情境，许多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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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少给孩子练习这种表达的机会，家长、老师常常迫不及待地抓住孩子的抱怨流露，作为负面评价的证据，甚至斥责的把柄；在经历了种种险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后，我们的大人总是过于老练地从孩子的倾诉中挖掘可疑动机和辨识推诿托辞，他们失去了倾听的习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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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管理层继承了家长的这些特征，在许多企业的文化中，直言者是傻瓜，抱怨者成了出头鸟，批评是忠诚的反面证据，畅所欲言的号召只是引蛇出洞的计谋。孙丹勇因丢失样机而自杀，固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在他痛苦绝望的几天中，富士康管理层显然没有让他看到事情将得到公正解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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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星传闻中，我们看到了追查和严控的努力，但看不到听取陈述和申辩、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一起分析各种可能性、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的任何迹象，显然富士康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在那几天里，听凭孙丹勇孤独地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命运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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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企业的角度看，单纯地依靠严厉和高压，自上而下地推行制度规则，并非建立质量和安全控制体系的最佳方法。高压和赏罚可以让人谨慎，但也会激励犯错者隐瞒信息，当缺乏公正可信的申辩、听证和裁决机制时，隐瞒和推诿常常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信息来源变得十分狭窄，信息质量也靠不住，而质量和安全控制却高度依赖信息的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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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企业，每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是孤立的多次死亡也会被描述为相关事件，这两点都会放大维特效应，从而在短期内造成连串自杀。这不仅有损于企业的公众形象，也会给员工带来心理阴影，降低他们在企业中获得的福利感受。该花点力气认真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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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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