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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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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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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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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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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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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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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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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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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2010年）一文中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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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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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地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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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例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种和国别，专利权用年限和国别，道路通行权用载具类型、吨位、排量、速度，股权用投票资格和清算优先级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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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初级财产权都是以否定性句式来规定的，例如，我拥有某块土地的意思是：除非获得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这块土地或对它做任何事；只有从初级财产权所派生出来的次级财产权才可能（但未必）是以肯定性句式来规定：我拥有这间游泳池（初级产权），据此我可以授权你每周末可以来游泳（次级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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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空间若未被任何产权所圈定，便意味着任何人都可实施其中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无主空间或公地。一个空间之所以无主，可能是因为那里还不够拥挤，行为之间没有太多冲突，但有时它虽已十分拥挤，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产权来划定行为边界，便陷入了常说的“公地悲剧”(4)，这是制度发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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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道路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和社区服务匮乏（贫民窟），从制度角度看，都是产权创建的失败，因而解决之道便在于如何在比传统产权形式复杂得多的条件下拟制新型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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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许多困难，但人类在新型产权的拟制上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从古老的通行权、取水权、采光权，到近代的著作权和无线频段权，和当代的污染排放权，都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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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禁售是不是保护濒危动物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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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15，No.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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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三个月内连续饿死11头东北虎的事件震惊了世人，也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园是不是保存濒危动物的恰当方式这一问题的思考。饿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观赏门票为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无法维系，该动物园多年来处于勉强维持的亏损状态，加上去年因老虎伤人被封园整顿，终于撑不下去，断了动物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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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还记得，几年前桂林熊虎山庄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在历经十几年努力并投入四亿多元资金后，山庄在老虎繁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数量达到一千多头，并以每年一两百的速度增加。但与老虎一起增长的却是亏损，门票收入只够买饲料，无法维持运营，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还要承担每年十几万元的冷藏费。如今，那里的众多老虎正被关在棚屋里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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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育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投资者，所收获的却注定是巨亏甚至破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目前的濒危动物保护体系，在激励机制上出了大问题。保护野生动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猎行为，但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只要对野生动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难以阻止猎手们铤而走险。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过切断野生制品的流通链，来遏制消费者对供方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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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即最大程度地保存濒危物种的野生种群——的实现，却并非无须论证。通过制品禁售来保护乃至扩大野生种群，暗设了一个前提：野生种群的数量是外生给定的，并且是进入消费市场的动物制品的唯一来源，因而流入消费市场的数量越多，野外保存的数量便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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