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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专属经济区落实到主权国家，当然算不上真正的私有化，但这是现有国际法格局下将权利最终落实到个体或独立组织的前提，将为未来探索解决海洋资源公地悲剧的产权形式提供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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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质疑，像经济专属区这种划分方式，或许可以明确海底油气矿产这样位置固定资源的产权，但如何保护大范围巡游的鱼类呢？假如某种鱼类的巡游范围分属五个国家，这样捕捞收益与种群退化成本就不对称，每个国家都有了过度捕捞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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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权专属区只是一个起点，由此开始可以发展更复杂的衍生产权，例如，某渔业公司可以向上述五国购买该鱼种的特许捕捞权，这样他就有足够激励维持种群的长期存续，实际上在激励模式上，这与圈养没有差别了；假如没有专属区制度，即便渔业公司有这想法，特许捕捞权既无处购买，也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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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话，捕捞收益可以抵偿购买和执行特许权的成本，物种便无灭绝之虞，但假如渔产品需求不足，而人们又希望保留物种，渔业公司还可以向那些致力于保护该物种的组织或政府请求补贴来弥补其捕捞收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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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渔业公司已经展示了他的经营模式在物种保护上的效果，却仍无法募集到足够的补贴，这只能说明人们保护该物种的意愿还不够强烈，或者缺乏诚意将意愿转变为切实的资助，这样的话他们也没有理由抱怨物种灭绝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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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于产权的保护模式也会面临种种困难，但关键是，其他模式更加困难，如国际捕捞禁令，同样面临激励不对称：保存物种的好处是全人类共享的，但成本却是执行禁令的机构独自承担的，一个国家违反禁令时，没有国家会冒着外交关系破裂甚至武装冲突的风险去强行阻止，而民间组织又不具备执行禁令所需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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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小贩有占道摆摊的权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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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5，No.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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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印度全国摊贩联合会赢得了对新德里市政府的上诉案，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新德里市政府在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大规模驱逐街头摊贩的行动非法。实际上，在运动会开办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联合会与市政府之间就摊贩问题进行了许多次磋商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法院判决虽未能阻止大规模驱逐的发生，但它对于摊贩们的传统权利，无疑是一次有力的确认，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机会主义运用，则是一次严正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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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道的部分判词来看，法官的意思并不是街头任意摆摊的行为是不受限制的，而居民和行人对清洁、安静和道路通畅的关切是不正当因而无须理睬的。而是说，首先，在程序法上，摆摊行为的边界应被清晰地划定，而不能被随机事件（如一次运动会）所打破，政府应通过成文法的制定来推动行为边界的明确化，而不得用机会主义行动来扰乱这一边界；其次，在实体法上，这条边界显然不应划在让现有摊贩行当无以为继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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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连同过去发生在印度的许多类似判决，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法治在印度的坚实存在。相比之下，在那些缺乏法治的国家，类似情形下我们常会看到，政府平时对街道混乱不管不顾，等到要装国际面子了，就来次大扫荡，此时权利瞬间成为草芥。不幸的是，此类行动还常被视为行政高效率和官员施政得力而获得群众拍手称快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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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意见认为，城市街道是公共空间，市政府受托对其行使管理权，因而未获得它许可的摊贩，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予以容忍或加以驱逐。然而，这种推导是出于对权利的错误理解，街道并不因它叫街道就自动成为公共空间，一个空间须被证明确在公共机构的持续有效控制之下，才能被认定为是“公共的”，否则，它便是私人空间或者无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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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最初对街道的占据，可能是对无主空间的进占，也可能是对公共空间的入侵，但无论何种，这一占据若能不受挑战地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它便构成了一项权利(6)。此时，尽管摊位权利的排他性远不如私人宅院，但该空间已不再是纯粹的公共空间了。公共机构在这段漫长时间中的不主张和不作为，或者主张和作为缺乏连贯性，也未能改变事实状态，因而已经丧失了对该空间的某些控制权。此时，它若再动用强制力驱逐摊贩而不给予合理补偿，便是对既有权利的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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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贩的权利来自蕴藏于传统之中的正当性，如伯克所指出(7)，长久性本身便可赋予行为以正当性，另一件同样发生在印度的事情，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孟买机场的扩建计划长期受阻于其周边的大量贫民窟，这些贫民窟就建在原本属于机场的土地上，自发涌入的贫民定居者未获得任何许可或支付任何价款，他们的最初建房定居行为显然是入侵，但几十年之后，这种定居状态便构成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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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他们生活在印度，机场和作为大股东的政府虽然头痛，也没有悍然强力驱逐，经长期僵持，政府最后决定为机场周边的近九万户居民提供住房作为搬迁补偿，就在上周，首批一千多户家庭已搬入新居。诸如此类的种种事情，强化了我对印度确有法治这一判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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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者都不看好印度的前景，特别是拿它与其他金砖国家作对比时，当然，他们有许多的证据，拥挤、混乱、肮脏、懒惰、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差，任何改进和建设行动都无可避免地遭遇时常令人绝望的阻碍和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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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阻碍变革与建设的，常常是权利，尽管在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等宏大词汇下面，这些权利常显得细微、琐碎、陈旧、腐朽，以至讨厌，但它们终究是权利，是权利就应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使非要废除也应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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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繁荣，常迷乱了人们的眼睛，以为现代化就是对物质繁荣的长期追求的结果，导致后发国家为获得现代化成功不惜强力清除这一追求道路上所遭遇的一切障碍，毫不奇怪，这将包括大部分传统权利。某些案例中，这样的行动确能在短期内造就疾风暴雨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造就不出一个具备良好法治的现代国家，而离开了法律对权利与秩序的保障，一切繁华都可能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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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或许仍将像一部老牛拉的破车那样缓慢蹒跚前行，但它的每一步都是坚实的，不易被颠覆和逆转，而它的百富榜上的人名，十年后也无须去监狱花名册上搜寻，它不仅值得被看好，也值得被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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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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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读者们或许会记得，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在博客上讨论了一个与摊贩类似的案例(8)，涉及街头歌手与写字楼商户之间关于噪声的冲突，当时在读者和网友中引发了激烈争论。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我不是法律专家，在我文章中涉及法律的内容，不能作为专业法律意见看待，这些只是一位普通经济学作者的业余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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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原则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当新的产权从无主空间中被创设时，时效原则相当于“先来先占”，而这是创建新产权的最“自然”的方式；当有主的或主人不明的空间被新来者侵占时，时效原则为侵权后果的司法矫正设定了期限，而期限的设立对于司法系统的技术可行性和成本控制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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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容许无限期追溯，许多历史悠久背景复杂的财产的所有者将失去安全感，财产也因此丧失流动性，大量归属不明的资源将被无谓地闲置（这种情况在一场社会大动荡之后会很普遍），而案件审理也会因证人证据的丧失而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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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追溯和矫正期限，也会激励财产主人在维护自己权利上更加主动、积极和警惕，在遭受侵犯时及时进行自力救济或寻求司法救济，这也意味着，昂贵而稀缺的司法资源只应用于保护那些真正被其主人在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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