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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老罗并未能证明他拥有排除噪音的权利”（No.676）和“没有权利，便没有损害”（No.670），还有博文后面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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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交通拥堵是个产权问题”（No.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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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课题，参见相关维基词条，我对该问题较全面的观点见本书第13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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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一书中，分析了参与者人数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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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指的是在我博客上讨论的另一个案例，见第58篇后记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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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占座/裹脚/割礼/道德僵局”（No.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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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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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地，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地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地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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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例如，人们都讨厌噪声，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声，要合法地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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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声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这个晚会，可能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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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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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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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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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得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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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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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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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9，No.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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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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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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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地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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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2)，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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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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