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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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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地，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地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地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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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例如，人们都讨厌噪声，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声，要合法地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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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声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这个晚会，可能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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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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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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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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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得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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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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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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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9，No.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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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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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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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地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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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2)，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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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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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个村子出产一种独特的水果，每年成熟季节便有大批客商前来采购，如果交易是自由的（意味着供需可以直接相遇），果园主便会获得其果园和其园艺技能的全部租值。从某年起，村长在进村的唯一道路上设了关卡，限制进村采购者的数量，并出售门票，于是对水果的竞争削弱了，水果价格下降，而果园主的部分租值便转移到了村长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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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村长仅仅限制采购者数量而拒绝收门票（或许他认为收获季村里太吵了），或者门票价格不够高，结果很明显，关卡外面会排起长队。此时，瓶颈已从关卡处向队伍延伸方向转移了，于是黄牛的机会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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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队伍足够长，并且队伍所处的通道足够狭窄，有人（或许是乡长）便有机会在村长的关卡外设置另一个关卡，从而分享另一份租金。像这样，瓶颈和租值逐级向外转移的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队伍消失，或关卡设置在技术或成本上不可行，而最后一种情况便给黄牛留下了打捞遗漏租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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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就协和医院的例子而言，瓶颈和租值至少被向外转移了三次，而由于在每个环节上交易都被禁止，最终大部分被转移的租值都耗散了。许多在协和彻夜排队的求医者都是冲着名医去的，原本这样的医患供需相遇和议价过程会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那样医生便可获取其医术和职业声誉所带来的全部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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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医生并没有决定供给数量、对象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又被禁止收取红包，供给瓶颈被转移到了挂号室；然而挂号室同样没有对象选择和议价权，而挂号价格又很低，于是供给瓶颈再次转移到了挂号窗口外的队伍和走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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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黄牛出现，如果黄牛是充分竞争的，并且与挂号室没有特殊关系，那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和收钱帮人排队没有差别，但黄牛通常都有内部关系，所以他们除了排队服务费之外，也是在打捞耗散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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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于观察到排队走廊很容易控制，垄断黄牛出现了，这相当于在排队服务市场上设置了供方关卡，租值又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了；最后，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清除了黄牛，但队伍并未消失，这一次，瓶颈转移到了维护排队秩序的保安那里，当然，保安同样被禁止收取门票，但打捞耗散租值的激励无法消除，他们也总是能找出一些办法或多或少打捞到一点，如一张破烂的行军床一夜租金20元，一把小坐椅租金10元，但总的来说，禁令十分有效，绝大部分租值都耗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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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尽管准入和价格管制造成了租值耗散和无效率，但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因为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但不必自己排队，他完全可以雇佣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因为许多患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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