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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钓鱼执法的机会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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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1，No.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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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位上海车主向媒体痛陈其遭遇交通管理部门倒钩钓鱼执法的经历，其中一位车主在愤懑无助之际不惜断指自清，另一位车主则已提起行政诉讼。尽管类似的钓鱼式执法早有传闻，但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受害者，着实让公众震惊，令舆论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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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钩事件，不仅展示了失控的行政权力对公民权利会造成何等超乎想象的侵犯，并且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利用乐于助人的恻隐之心来实施钓鱼，是对这个社会原本脆弱的道德基础的直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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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所借的名义，是打击非法运营，而后者的合法性基础，是客运业的准入管制：交管部门（或间接的通过拥有营运权的出租车公司）向营运车主有偿发放牌照，牌照发放者和已经花钱买了牌照的车主，都有激励维持牌照的市场价值，而这一价值源自营运权利的排他性。所以，当打击非法营运不力导致黑车泛滥时，不仅牌照持有者不满，交管部门今后发放的牌照价格也会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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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管制的理论基础是：道路等公共品，由于私人无法实施排他性，会导致过度使用和投入不足，即所谓的公地悲剧。解决的办法是牌照管制：由政府凭借行政强制力实施准入管制，这样既限制了过度使用，又可通过出售牌照获得收入投资于道路建设，解决了投入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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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行业准入管制模式本身的合法性却十分可疑：管制的确能缓解过度使用，却不能保证充分投入，有什么机制能保证发放牌照所得确实被用于道路建设？又如何能保证政府规划的道路建设能够满足道路使用者的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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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管制和政府投入模式把一个关于权利界定、资源配置和市场供需的问题，转变为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由阿罗不可能定理(5)可以推知，任何集体决策机制都不能有效率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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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言，应尽可能减少公共选择问题，尤其在我国制约政府权力的法治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管制必然带来大量的腐败，而牌照收入的去向也无从检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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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研究都表明，许多私人的、行业的、地方的交易和组织形式，都可以为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6)，而对于显著的外部性和过度使用，庇古税是更兼容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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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几乎垄断了土地收益并有权征收营业税和部分增值税的地方政府，有着足够的激励去改善交通状况，完全不需要牌照收益的激励，牌照收益仅仅是满足个别部门利益所需，而利益的部门化（甚至很可能已经分解落实到个人）为过度执法提供了极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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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便没有营运准入管制，地方政府对道路使用已经实施了足够的排他权，也从中获得了高额收益：除了大量收费公路，开放道路同样获得了租金，包括对外地车征收的进城费和本地车的牌照费。这次钓鱼事件的发生地上海，恰恰是国内上牌费最高的城市，这实在说不过去。如果说上牌费还不能将道路占用成本完全内化，那么新开征的燃油税（一种典型的庇古税(7)）则完全弥补了使用率上的差异，继续实施准入管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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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可准入管制的合法性，管制的实施也不能扩大和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偶然即兴交易。按传统和惯例，不同于大宗的、公开的和经常性的交易，小额即兴交易在各种准入管制中历来都得到豁免：私人不能随便开银行，未经许可不能发行债券，但即兴的私人借贷从来都是合法的；开诊所行医需要执照，但邻居割伤了手，我帮他清洗包扎伤口顺便敷点药，这不会被判为非法行医；工厂被禁止雇佣童工，但我付钱给邻家小孩帮我修剪草坪，也不会为此被抓起来。如果管制被无限扩大，深入到私人关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将被彻底破坏，维系亲戚、邻里、社区乃至城镇的传统关系网络也将遭受权力的无端打扰和摧毁，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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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事件我们看到的几个案例中，没有车主公开主动揽客的证据，也没有经常性收费载客的证据，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行为可以构成一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把这叫做“营运”未免太荒唐。更奇怪的是，非法营运的直接受害者是持牌营运者，他们应是最积极也最有效的监督和举报者，如果黑车真正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会自己动手管制，但这些案例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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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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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并不是国内行政部门的发明，美国一些城市的警方也经常派女警员假扮妓女钓捕嫖客。这种执法方式是非常规的，具有反社会性质，原则上，执法行为应保持公开性和仪式化，这也是执法部门需要一套徽章、制服和礼仪的原因，这些鲜明的形象符号可以让公众养成习惯，明确区分对普通交往和执法行为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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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执法，既有损于执法机构的严肃和权威形象，也会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如此代价高昂的手段，只能用于那些非常重要又没有其他办法的场合，如对地下犯罪组织的侦破、反间谍和反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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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股东参与权太大还是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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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7，No.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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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SEC以3
:2表决通过了一项关于委托参与（proxy access）的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年会准备议程和表决清单时，将那些持有3％以上股份且持有期超过3年的股东的提名动议，直接加入待决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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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影响巨大，大批股权结构分散、被大小各类基金选入资产组合的公司，都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基金干预的浪潮，正如《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欢迎来到不确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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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将此视为股东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而质疑者认为，SEC在维权者推动立法进程失败之后，直接用行政手段达到其目的，超越了国会对SEC的授权。这次表决与高盛案同样以党派划界，是对SEC一致决定传统的又一次突破，也暴露了监管层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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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年会表决事项和董事候选名单都由在任董事会拟订，某位股东如果想提名其他候选人，或将某个董事踢出去，要么他和他的同盟者拥有足够股份来单独影响表决结果，要么只能发起“委托之战”（proxy fight），就像卡尔·伊坎（Carl Icahn）经常做的那样，说服小股东们签署一份特别的委托书以使其动议进入议程，就像独立候选人为获得候选资格而征集签名一样。显然，这么做的代价很高，而成功的几率又很低，所以，除了极少数像伊坎这样的激进投资者，很少股东会去尝试这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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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同股同权的原则，认为股东无论大小都是企业的主人；另一种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具有高度流动性，很容易脱手，所以并不存在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关心企业的长期利益。因此对企业来说，那些将自己的职业前途、社会声望和价值取向全都与企业紧紧绑在一起、长期与企业共荣共损的核心经营者，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股东只是其融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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