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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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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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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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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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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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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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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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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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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条件下，降低成本确能拉低价格，那是因为卖方会一直增加供给直至价格被拉低到与边际成本相等，即最后卖出的那一份商品刚好不亏不赚，但假如供给量是被固定住的，上述过程便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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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房价最简单而无害的办法就是增加土地供给(6)，通过限制购房和按揭来压制需求，虽然也能压低房价，但这么做直接违背了控制房价的初衷——让更多的人买得上房子，更何况限购还会带来高昂的执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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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让地方政府从土地供给中获取了一笔垄断租金，其规模从普通商品房与小产权房的价格对比中大致可以看出，在一线城市，该租金占房价的比例很可能高达50％甚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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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税收能调节收入差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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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0，No.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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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打压房价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政策焦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无论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还是该局负责人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段话，都明确表示了，这一措施所针对的，是收入差距问题。而舆论中也确实有一些希望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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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确实已到了异常严重的程度，但这一罕见的状况，是由许多早已暴露无遗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缺乏保障，市场准入机会的不平等，国有部门内部私分巨额垄断利润，公务部门不受约束的超水平福利等。回避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指望用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无法支持贫富差距可以靠税收调节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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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每个人的收入是他把他所拥有的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然后从产出中取得的一份报酬，工人投入人力资源，资本家投入资本，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要素，是给生产和交易过程制造障碍的能力，也可获得相当的报酬；参与生产的各方所得报酬的高低，取决于各种要素在组合中的比例和它们的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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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阶层通常只有人力资源可供出租，而劳动报酬低则是反映了要素市场上劳动力太多而资本太少，所以，提高广大劳动者收入的途径，无非是促进投资，让更多的资本来雇佣工人，从而使得市场中资本变得更充裕而人力变得更稀缺，这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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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税收来改变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呢？可以考虑两种税收，第一种是对要素收入征税，如从资本家的资本利得中拿走一块，分给工人，这是流量再分配。该方法在当期是有效的，直接改变了分配比例，但等到下一次劳资双方议价时，议价基础改变了，转移支付会被双方都事先纳入议价考虑之中，最终，分配比例将回归到要素组合和稀缺性所决定的那个均衡水平上。唯一的变化将是，征税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将压低生产规模，并相应地减少劳资双方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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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家商店，原先店员拿毛利的20％，老板拿80％，现在他知道老板的20％收入会转移给他，为何不接受一份工资为零的雇佣合约呢？把问题扩展到整个经济，结果也类似，如果转移税率低于工人原本所得比例，那么重新议价将使分配比例回归原有水平，如果转移税率高于该比例，则意味着工人必须倒贴钱才能找到工作，这当然不会发生，实际结果将是大量资本退出生产，退出过程将一直继续到将资本稀缺度拉高到资本家再次有利可图为止，在新的均衡点上，工人的收入绝不会比以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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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直接对要素征税，即通过财产税直接从资本家手里拿走一部分非人力要素，分配给工人，这是存量再分配。同样，存量再分配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在长期，一旦财产税成为稳定预期，人们的行为便会随之而改变，积累财富的动力会削弱，奢侈消费得到了鼓励，有条件者更会寻找转移财产的可能性，总的投资额将会下降，最终减少对劳动的雇佣。这两个效果相抵之后，穷人收入是否增加，将取决于税收的绝对水平和资本转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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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经济生态中，越是处于食物链上游的、金融化程度高的资本，越是容易流动和转移，而在从穷人、中产者，到食利者、资本家的贫富谱系上，越是富裕者，越容易克服在不同税收领域和辖区之间转移资产所面临的障碍。所以，对于最富裕那些人——如所谓的达沃斯一族(7)，只要在别处还存在着低税收地区，存量再分配是很难作用到他们头上的，真正被再分配的，将是那些勉强超出平均线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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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更削弱了这种可能性，不仅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和资本流动，更是因为大量新型的合约形式、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以及要素组合中比例越来越高的无形资产，使得产业内的要素再配置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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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你把资产转移出一个地区，便意味着你要放弃那里的生意，现在不是了，借助外包、租赁、授权和恰当的股权结构安排，跨国企业可以极低的境内净资产运营规模庞大的业务，而把大部分要素留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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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考虑资产转移问题，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也是有限的，税收会抑制生产和投资，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转移支付效果将完全丧失，在越过拉斐尔曲线的最高点之后，甚至税收绝对值也开始下降。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近年来始终在以四五倍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们并未看到任何转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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