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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劳动市场、汇率、土地、管制等运营条件的全面恶化，多数中小企业都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除了税负，他们还要面对准入障碍、行政干预、腐败和国企挤压等种种负担，此时对资产存量征税形同釜底抽薪，极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难相信在这种条件下，再分配将产生正的转移支付，它或许会缩小贫富差距，但那将是通过把富人赶走或让他们变得更穷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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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有一个现成且无害的要素存量再分配的选择，它不会带来负面激励，那就是把国有资产分给穷人，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居住在它上面的市民，既然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可供再分配的资产存量，又何必去剥夺那些辛苦挣下一点产业的中产者和小业主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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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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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许多人比我富有，会让我感觉不太舒服，这是人之常情，但差距同样会激励我更努力地工作挣钱、学习知识和寻找机会。重要的是，这些努力能否换来或有机会换来回报，以及换来之后能否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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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和谐不是依靠抹平这些差距，而是以开放性和流动性确保对现状的不满和尝试改变的冲动有和平的、秩序之内的释放和发挥渠道，而财产权和市场制度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相反，均贫富式的再分配只能堵塞通过个人努力改善境况的前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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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政策是基于对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的错误认识：在收入分配中，资本家是劳动者的对手，只要让资本家少拿，劳动者就多拿。实际上，正如我在第68篇后记里所说过的，和任何竞争性市场一样，劳动者的对手是其他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劳动力相对于其他要素的稀缺性不够高，提高的办法只有两个：减少劳动力，或者增加资本，而前者是不可能在不违反伦理法则的条件下施加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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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详见本书第二部分篇首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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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ton是苹果公司开发的手写掌上终端，1987年开始开发，1993年上市，五年后因销量太低被取消，该项目曾被苹果寄予厚望，投入了5亿多美元，但由于相关技术不成熟，单价高达800美元，但功能却很贫乏，体积也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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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特尔（cartel）是一种由同行企业通过产量和价格协议而组成的横向联盟，详见有关维基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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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对工会的更多评论，参见“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No.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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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2009年的轮胎特保案和2010年的钢管反倾销案，都是美国钢铁工会（USW）所推动，前者我在“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No.351）中曾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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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在“增加土地供给是解决之道”（No.640）里曾讨论了增加供给相对于其他房价控制政策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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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达沃斯人（Davos Man）是指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全球化精英，这个概念最初由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参见相关维基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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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在“收入差距本身不是问题”（No.724）中对此话题有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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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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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上台和次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1)为发端，历经“撒切尔-里根革命”、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盟统一，过去三十多年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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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个主义横飞的疯狂世纪，人类社会被各种主义者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理论的实验场，而70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经过无数世界改造方案的蹂躏之后，对于分立产权和市场制度的价值，人们终于有了基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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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除了1975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1996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和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等少数几个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变革都明确地指向法治和市场制度，都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和推进自由贸易，对此大方向已少有分歧，问题在如何才能建立市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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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世纪的纷乱曲折，各国的变革起点不同，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障碍。例如，传统农业、部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有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向开放经济和全球化转型，大企业、银行、工会、政治裙带四位一体的财阀体制，左翼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劫富济贫、财政崩溃和恶性通胀，重度管制、程序不透明和行政腐败所造就的恶劣营商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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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捷克和韩国这样成功的变革并不多见，近年来常被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国家变革过程所面临的困境。造成这一陷阱的原因，是法律系统和社会议价机制的演进速度，跟不上社会冲突的迅速增长，结果，冲突与参与的能量未能在宪政框架和法治程序内解决，而被大规模导向权力争夺、再分配和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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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是低流动的熟人社会，社会规范依靠等级结构或交往伦理维持，现代化打破了传统规范，而同时，大规模市场分工和交易必定带来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旧规范所无法处理的冲突和纠纷，市场化过程也涉及大量新权利的创立和旧权利的重新界定，这些将对法律系统提出了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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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法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必定是零星、分散且不一致的，诉讼过程总是缓慢的且充满了争议和辩论，还常常有反复，相比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行的行政措施却干脆利落、整齐划一、所向披靡。因此不难理解，当法治进步速度赶不上迅速复杂化的分工、交易和产权形式所带来的冲突与纠纷的剧增时，人们自然容易转向行政权力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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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行政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只是表面的，正如我在第十三和第十四章里试图说明的，管制和干预只是满足了人们“得有人来管管这些事情”的愿望，但并不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更多，并且自动变得越来越多，最终腐蚀了行政系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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