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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是指1974年4月25日发生在葡萄牙的未流血军事政变，由于得到民众广泛支持，革命进程十分顺利，它结束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1年的国家主义独裁政权（Estado Novo）。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1991年）里也将该革命视为第三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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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本书第51篇里曾讨论了体育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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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短缺经济学》，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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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No.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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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次危机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网络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幸运的是，三次危机后执政的都是亲市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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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wikipedia: Jacob_Zuma#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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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他信的糖果政策和泰国的政治僵局，我在“泰国深陷街头政治泥潭”（No.751）一文中有更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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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欧猪”（PIGS）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四个国名首字母缩写，被许多财经报道用来指称这四个在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有些报道会在名单中加入爱尔兰（Ireland）和英国（Great British）而变成PIIGS或PII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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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欧盟竞争专员（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Competition），国内媒体通常译作“欧盟反垄断专员”。对近年来欧盟多宗巨额反垄断罚款，本书第14篇中有更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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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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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r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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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的高涨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这种高涨并非紧随金银而来，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直到货币在全国流通并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其影响；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变化，逐渐地，先是一种，接着是另一种，物价逐渐上涨，直至全部商品价格与新的货币量形成合适比例为止，只有在货币增加到物价上涨之间的空档中，金银增加才对提高生产劲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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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论货币”，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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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于经济困境，没有任何经济模式能够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却不带来严重的后果。监管是人们所谓能有效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但它在历史上从未能够消除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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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格林斯潘，《金融时报》专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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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有些事情，可以从对个体的微观判断简单推知对群体的总和效果。例如，一个人每天多吃几块肥肉，就容易长胖，假如每人都多吃肥肉，总的肥胖水平就会提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从微观判断是得不出宏观结论的，例如，一个人捡到一百万美元，他就变得更富有了，假如每个人同时捡到一百万美元，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会提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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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类情况意味着，某些经济现象从观察个体行为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就像观察个别空气分子的运动无法获得对飓风的理解一样，必须在另一个层次上观察和分析，那便是所谓宏观经济学正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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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学的角度看，驱动一个系统的总体运动和变化的诸因素中，具有可叠加和可积累性效果的那些因素，将占据主导地位，而假如它们能被某种正反馈机制所放大，那么这种主导优势更将是压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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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对于一个系统是破坏性的，系统能够稳定地存在，要么在其边界上存在某种负反馈机制，要么会通过某些爆破方式周期性地释放其能量，而这些边界和爆破点将构成系统的总体面貌和波动特征。理解经济系统的关键，便在于找出这些反馈机制及其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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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反馈因素是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而更高的产量将支撑更精细的分工（因为在较低的产量下，将某些工序分离出来是规模不经济的），于是进一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但每个正反馈必定对应一个负反馈，分工越细，交易和组织成本越高，效率越低，最终分工细化将停止在成本收益相抵的那个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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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合作（包括交易）关系中也有正反馈效应：合作会增进信任，信任会带来更多合作，另一方面，过度的信任会增加欺骗的机会和收益，同时，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会将合作引入那些过于复杂或不确定性太多因而不易履行承诺的事情上，从而既破坏信任，也减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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