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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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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26，No.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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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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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须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第一，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第二，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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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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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原因。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延伸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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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平滑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3)。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作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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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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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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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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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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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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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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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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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会听到有人哀叹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爱慕虚荣、华而不实、拜金主义，传统价值已被消费主义淹没。但颇为讽刺的是，同时许多人又在惊呼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需要大力刺激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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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说出了部分真相，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有放到生活方式跃迁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对未来生活方式提升的热切渴望，才促使人们在当下更多的储蓄，这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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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欲和虚荣的盛行或许会让某些怀旧人士感觉不舒服，但其实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活力和动力。回顾历史，无论是古典时代、文艺复兴还是工业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都会把当时的社会描绘成堕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直到岁月流逝，后人才发现那些恰是繁荣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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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发展期，人们看待当前和未来生活的整个参照系会遭受震荡，快速变迁，旧的传统和价值被抛弃，新的价值有待寻觅和建立；新方式在得以确立并反复传承之前，总会被鄙为庸俗和虚饰，千百年之后却被奉为高贵和优雅，动荡、变迁、追逐、模仿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迷惑、彷徨、焦虑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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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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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6，No.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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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初，就在G20峰会之前，世行总裁佐利克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正在为国际金融体系寻找出路的各国政府，考虑建立某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4)的储备和汇率机制，再次将金本位这个沉寂已久的话题提上了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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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周其仁教授也发表专栏文章，认为当前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时候从货币政策深入到货币制度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金本位即便在政治上不可行，至少在学理上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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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看来，金本位制度在理论上就站不住脚，它是一种有着强烈内在紧缩倾向的货币系统，而在实践上，它的表现也乏善可陈。在古代，地区间高度隔绝，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贸易对产出的比例极低，人们尚能忍受贵金属货币的弊端，而在高度流动性、深度分工、贸易量极高的现代社会，强行重返金本位将让经济水平倒退几个时代。历史上，凡是商业迅速繁荣的时期，都伴随着人们摆脱金属货币的强烈冲动，而无法摆脱的那些金属残余，总是梦魇般地给经济带来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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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布雷顿体系是“真正的金本位”，其实它顶多只能算是1/4金本位的：首先，各国货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可以定期调整的，尽管调整幅度受限，但远非固定的；其次，美国央行对普通持币者并不承担按规定比例兑换黄金的义务，它只对体系内各国央行承担此义务，而这些国家（尤其是德国、日本）在战后对美国俯首帖耳，不会违背其意志而要求兑现黄金，所以，当不太听话的法国大笔兑现黄金以图建立独立储备时，系统便立刻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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