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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金价继续上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奥巴马的巨额财政刺激方案、美国财政赤字的失控趋势和伯南克偏于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加剧了市场对美元前景的担忧；第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令市场对危机第二波的预期提高；第三，中国的巨额财政刺激、房地产热潮和地方债务负担，让全球投资者担心中国泡沫破裂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导致另一次国际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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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都在喊通胀，为何美国物价却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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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17，No.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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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危机和新一轮油价上涨再次将通货膨胀问题推入舞台中心，成为国民经济的焦点问题。那么，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浪潮和通货膨胀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说，通货膨胀永远是货币现象，只要央行拧紧货币龙头，就不会发生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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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完全正确，但用处不大，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时候货币龙头很难拧紧，而另一些时候则毫不费力？探明通货膨胀的动力学机制，对于我们理解通胀的发生条件和做出适当的应对，将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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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近年来的全球性的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陈旧的汇率政策所共同导致的币值扭曲，这种扭曲通常表现为新兴经济体人为压低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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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导致国内比正常币值下更多的本币供应，另一方面造成投机者对本币升值的预期，从而诱使大量外资流入，同时，其外汇储备政策和储备持有方式也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货币供应量，这些因素合在一起造成流动性泛滥并最终诱发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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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达国家，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结果是其总产出中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消费品组合，其总成本下降了，而其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也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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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6)，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保持物价稳定，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联储必须通过增加货币量让美元贬值，否则物价水平将因成本下降而下降。由于货币政策盯住的是最终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是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因为初级品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比例较低（这正是它被叫做初级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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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兴经济体，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制造业产能扩张，同时伴随着国内的大规模工业化。由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原本就很低廉，因而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美国那样的成本水平和结构的变化，相反，在农村隐性失业消除之后，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总产出的成本构成中，劳动成本的比例可能还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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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如果这些国家执行与美国相同的货币政策，即维持最终消费品价格稳定，就会让本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大致上都是盯住美元，往往刻意压制本币的升值倾向；阻止本币升值或升值不到位的效果，相当于部分地放任本币跟着美元贬值，但同时最终消费品的成本又没有像美国那样下降，结果就是国内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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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种成本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的不同变化，当遭遇到陈旧僵化的汇率政策时，便为通货膨胀准备好了动力源；就像一块跷跷板，美国那一头的成本下降要求美联储压下美元，因为中间的连接是刚性的，于是在另一头撬起了中国的物价水平。对升值的压制还造成一种尴尬的循环：美联储试图将美元贬值，这一努力部分地被人民币跟着贬值所抵消，于是美联储继续努力压低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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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汇储备。按现行的做法，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把每一张美元复制了两份，一份兑换成本币支付给出口商，另一份由央行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流回美国，其结果是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凭空多出了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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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人为压制制造了投机商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将这些多出来的货币中很大一部分又以各种名义和渠道吸引回国内市场，造成国内流动性更加泛滥。至此，通胀所需的动力和弹药皆已具备，最后，初级产品的紧缺只不过点燃了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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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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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国际币值失衡，或许更易于理解。全球化和产能转移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配置得到了优化，所有资源的价值都上升了，但升值的结构不同，在新兴国家，升值的主要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源要素，而在发达国家，升值的主要是资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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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中国的这些要素要么因缺乏资本将其组织进生产活动而被闲置，要么被组织在效率低下的生产模式中；开放之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使得这些要素被国际资本所雇佣，因而大幅提高了其产出率，其市场价值因而上升，要素报酬的普遍提高本应表现为本币升值，但汇率管制人为压制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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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遇到了新开放的市场，就像发现了新大陆，大量新增投资机会起初提高了资本回报率，但是，资本回报绝大部分仍被用作资本；而同时，新兴市场的要素由于进入市场而获得了更高的流动性，从而实现了资本化，结果整个市场的资本供给增加了，这反过来又压低了资本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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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美元、欧元不会因资本流动而面临升值压力，而同时，其锁定CPI的货币政策促使其压低币值，但同样，这一努力应新兴国家锁定汇率的政策而受挫，这两方面的力量最终导致全球性币值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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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西进运动与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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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02，No.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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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是家庭的首要资产，有关房产的一切话题总是容易激动人心，住宅市场化以来，随着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媒体和公共政策界一片鼓噪之声，针对房地产业的所谓暴利和泡沫的指责声浪一轮接一轮，难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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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记者中，有几位曾了解过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产历史，了解过美国19世纪西进运动中伴随着地产开发的热情、梦想、奇迹，还有泡沫。我想，没见过真正的暴利和泡沫而谈论暴利和泡沫，难免显得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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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人口从1835年的三千增长到1890年的一百万，这一中部城市的迅速崛起，曾造就了巨大的地产繁荣，也让一批地产商大发横财；大地产商威廉·奥格登1844年花八千美元买下的一块土地八年后卖到三百万美元，而他1845年用一万五千美元买入的地产二十年后价值一千万美元。如此程度的价值暴增，恐怕是今天那些惊呼暴利的记者们做梦也没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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