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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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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20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地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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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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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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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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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澳门、香港地区、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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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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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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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考生减少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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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4，No.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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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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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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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鲁克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3)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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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中国，又多了一个因素：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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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你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地遭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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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八九年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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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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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祥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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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1世纪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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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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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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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实际上比本文所描述的更大，显然，统计部门在过去几年始终高估了漏报率，导致基于该漏报率而调整的年度抽样数据偏高了。在一线大城市，实际生育率已低于计划生育所容许的上限，这表明，至少在城市，中国居民的生育文化已彻底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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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城市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直接提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假如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找到好的工作来维持体面的生活方式，需要负担他们十二年、十六年甚至二十年的教育开支，而在农村，孩子不到十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中国文化历来重视读书，也鼓励孩子长期依赖父母，因而这一负担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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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许多人担忧的房地产市场，除了上述坏消息外，也有个好消息，中国家庭的规模正在迅速缩小，其原因除了推迟结婚和生育之外，更重要的是成年人选择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而这又是因为人口流动性提高和生活方式的代际鸿沟，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住在一起了，结果是未来家庭数的缩减将大幅滞后于人口缩减，将把人口箍圈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推迟至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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