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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城市化下半场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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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No.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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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行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评估，报告称：“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至2008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过去30年，尤其是1996年到2003年这8年中，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异常迅猛，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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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从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显放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壮年主动进城打工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变质，城市化率提高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农村老人的故去，和农村核心家庭的迁离而被动跟随进城。这两种城市化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将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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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从农村吸走大批16～45岁的青壮年，且年纪越轻吸走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学籍限制和其他城乡障碍，进城者多数将孩子留在农村。结果是，一方面城市获得大量青壮劳动力，尽享人口红利，而同时农村却大量失血，逐渐沦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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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城市20～49岁人口的比例为55％，已经比农村高出8个百分点，5年之后，这一差距继续拉大到52％比42％。目前，农村每3个人中，大约有1个小孩、1个老人和1个青壮年；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除了重要节日，平时村里很少见得到青壮年；单以青壮年论，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过50％，目前应不低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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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且有意愿进城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甚至几近枯竭，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进城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正开始离开学校；第一代移民当初是因为城里有机会才离开农村，第二代则不同，由于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农村，他们进入就业年龄后，很少会选择回到农村与祖辈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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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进城。同时，当初留下的老人们，或者终老于乡村，或者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养孙辈而迁居城市，或者因衰老疾病需要照顾而投靠子女。上述两种被动进城将构成第二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这一转折看来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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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并不与工业化相同步，极端地说，它是为进城而进城，仅仅因为无法继续留在农村而进城。这对于城市的繁荣和稳定将是很大的挑战。缺乏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而超前发展的城市化，曾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烦恼，大量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就业机会并不那么多的大城市，由此带来的失学、失业、犯罪、基础设施匮乏和混乱的贫民窟，已经成为许多经济转型失败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从非洲、南亚到拉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墨西哥城聚集了全国近1/3的人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聚集了1/5，从孟买、达卡、雅加达，到开罗、拉各斯，许多不发达地区都在短短几十年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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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那些脱离工业化进度而超速膨胀的城市，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一个共同点：农民缺乏权利，他们在农村缺乏土地产权，在城市又缺乏自由经营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权利，而在户籍制度下，他们甚至连合法定居的权利都没有。城市化必定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商品化改造，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机会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也给农村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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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改造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不是简单的土地合并，在地权不落实、人们对地权的前景缺乏信心的条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投入；并且，农村向现代商品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也依赖于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否则大量新出现的公共事务将得不到有效处理。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农民的选择便是抛弃土地涌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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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越是落后、经济运行和投资机会越是受制于政府权力的国家，农民越倾向于涌入个别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在这些国家，私人投资不活跃，地方经济萎靡不振，唯有首都，天子脚下，基础设施最发达，权力导向的投资机会也最多，穷人的谋生机会也就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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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缺失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主导，在第三世界制造了大批恶性膨胀的大都市，也留下了一串串的贫民窟。虽然计划生育会减弱这个势头，但第二波城市化将带来的问题，仍不可小视。确立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自由迁居和经营的权利、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的恶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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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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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从上半场转入下半场，消极的一面是，许多人在脱离农业、失去土地之后，却无法在城市找到安稳而体面的立足之地；而同时，原本对个人行为施加约束的传统习俗、家族纽带和邻里评价已不复存在。这时，他们很可能卷入犯罪组织，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反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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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其他国家的经历相比，因为有了计划生育，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将会小得多。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进城打工者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正逐渐融入城市，开始在新环境中营建自己的社会根基和家庭资产，未来也越来越少需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城乡间的文化藩篱也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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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导致数亿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将创造无数商机，在人口趋势逆转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是未来十年唯一可以指望的增长引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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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放松计划生育能挽回人口红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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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4，No.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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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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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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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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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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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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