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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考生减少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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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04，No.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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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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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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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鲁克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3)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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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中国，又多了一个因素：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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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你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地遭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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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八九年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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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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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祥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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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1世纪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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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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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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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实际上比本文所描述的更大，显然，统计部门在过去几年始终高估了漏报率，导致基于该漏报率而调整的年度抽样数据偏高了。在一线大城市，实际生育率已低于计划生育所容许的上限，这表明，至少在城市，中国居民的生育文化已彻底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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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城市的高消费生活方式直接提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假如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找到好的工作来维持体面的生活方式，需要负担他们十二年、十六年甚至二十年的教育开支，而在农村，孩子不到十岁就能帮家里干活了。中国文化历来重视读书，也鼓励孩子长期依赖父母，因而这一负担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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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许多人担忧的房地产市场，除了上述坏消息外，也有个好消息，中国家庭的规模正在迅速缩小，其原因除了推迟结婚和生育之外，更重要的是成年人选择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而这又是因为人口流动性提高和生活方式的代际鸿沟，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住在一起了，结果是未来家庭数的缩减将大幅滞后于人口缩减，将把人口箍圈对房地产业的冲击推迟至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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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城市化下半场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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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7，No.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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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行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评估，报告称：“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至2008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过去30年，尤其是1996年到2003年这8年中，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异常迅猛，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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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从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显放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壮年主动进城打工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变质，城市化率提高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农村老人的故去，和农村核心家庭的迁离而被动跟随进城。这两种城市化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将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有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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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从农村吸走大批16～45岁的青壮年，且年纪越轻吸走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学籍限制和其他城乡障碍，进城者多数将孩子留在农村。结果是，一方面城市获得大量青壮劳动力，尽享人口红利，而同时农村却大量失血，逐渐沦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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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城市20～49岁人口的比例为55％，已经比农村高出8个百分点，5年之后，这一差距继续拉大到52％比42％。目前，农村每3个人中，大约有1个小孩、1个老人和1个青壮年；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除了重要节日，平时村里很少见得到青壮年；单以青壮年论，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过50％，目前应不低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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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且有意愿进城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甚至几近枯竭，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进城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正开始离开学校；第一代移民当初是因为城里有机会才离开农村，第二代则不同，由于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农村，他们进入就业年龄后，很少会选择回到农村与祖辈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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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进城。同时，当初留下的老人们，或者终老于乡村，或者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养孙辈而迁居城市，或者因衰老疾病需要照顾而投靠子女。上述两种被动进城将构成第二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这一转折看来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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