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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傻是泡沫的又一种类型，与落空的黄金梦不同，博傻游戏中，其实大部分参与者都不相信高价格会持续，他们只是相信自己足够聪明或仅仅心存侥幸，以为在泡沫破裂前会比别人先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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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游戏要玩得起来，市场上必须存在一些傻子，真诚地相信被炒作的产品是物有所值的，否则，泡沫在一开始很难吹得起来。不过，一旦吹起来之后，即便傻子们已经清仓离场，剩下的“聪明人”自己仍可能继续让游戏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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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傻游戏的难点在于，无人能判断泡沫破裂点在哪里，而一旦开始破裂，出逃的通道会迅速收窄，绝大多数人根本来不及逃，只能眼睁睁看着价格不断下跌却几乎没有交易量，可是，在玩的兴起时，这一点常常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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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波动（economic fluctuation）常被早期经济学家称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但前一个词未必暗示波动的周期性，有些学者拒绝承认存在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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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是凯恩斯在其《货币幻觉》（1928年）一书里提出的概念，指人们普遍具有对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作出反应的本能倾向（名义与实际价格因通货膨胀而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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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乔治主义（Georgism）的创始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也将波动归咎于资产泡沫，但他认为首恶是地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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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个人比较青睐弗里德曼和熊彼特的理论，这两者是兼容的，只要稳定了货币，波动既无法消除，也无须担忧。熊彼特是长期游离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的独行侠，但我从他的思想里获益良多，在本书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给我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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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次是第一季度鲍尔森救市方案初步奏效之后，第二次是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初现回暖苗头时，两次都下跌了100多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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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方便起见，后面的叙述中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代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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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轮泡沫也被称作“.com泡沫”（dot-com bubble），以1993年Mosaic浏览器发行为肇端，推动Nasdaq指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000点上涨到泡沫破裂前的5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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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商业周期对产业生态的意义，及其与生物进化的相似性，我在“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No.354）中有更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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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类泡沫最近的一个案例是2009年的新能源泡沫，我在“是谁吹大了新能源泡沫？”（No.310，第67篇）中有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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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是一种自杀游戏，参与者依次将一把装有一枚子弹的左轮手枪对准自己头部射击，直到子弹射出。有两种玩法，一种每次射击后都重新拨转转轮，这样每次射出的概率都是1/6，另一种则任由转轮随射击而自动转位，这样射出概率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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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市场先生”（Mr. Market）一词，经济学家兼职业投资人、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所创造的词汇，用来表示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行情和交易条件，意在让投资者认识到，不必为市场的起伏波动心烦意乱，那恰是价值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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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 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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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头号宏观变量，可惜的是，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问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它常常被视为给定的外部变量，而很少研究它本身的变化和它与其他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过这一情况在近几十年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建立了生育的微观理论之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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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理论如何，作为经济和产业的观察者，人口是必须随时加以留意的宏观背景。在20世纪改变世界经济面貌的一大变化是，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戏剧性地大幅下降了，其中大部分国家降到了替代水平(2)之下，而同时，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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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下降，一是因为孩子抚养成本的大幅提高，二是因为生育文化的改变，而避孕和堕胎技术的普及使其成为可能。抚养成本提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年限拉长和费用提高，二是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家务负担的减轻提高了照顾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而最根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为教育大额投入，是因为素养、技能和知识的回报提高了。最终，这些变化综合起来，扭转了生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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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育率下降与人均收入提高在统计上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减少生育是为了用质量换取数量的策略，之所以质量策略变得更有优势，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产出比改变了。所以，假如收入继续提高，而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开始下降，生育率就可能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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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大幅降低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生育补贴、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税收制度、免费义务教育、儿童医疗补助等，都有利于生育率回升。不过，评估影响生育率的各种因素的效果，需要很长的时间跨度，至少要几代人之后才能看清，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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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人口变迁的中心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完全改变了人口分布面貌，更因为城市化是影响生育率的头号因素，夸张点说，都市是人口的黑洞，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澳门、香港地区、新加坡，全是都市城邦，紧跟在后面的是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美国的都市化率低于欧洲，生育率也高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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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待职业、金钱、交易、财产乃至时间和性别的态度，家庭内的分工，对待配偶、亲戚、邻居和朋友的方式，维护权利和处理冲突与纠纷的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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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因为我们有着在乡村生活的漫长历史，多数人不久前或上一辈还是农民，因而无论在文化还是个人情感上，都与乡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即便身在都市，许多人仍怀抱对乡村的向往，这未必是虚幻的梦想，人口聚集未必是条单行道，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乡村或许会在新的制度、文化和产业条件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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