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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孩子不仅给父母，也会给社会和其他人带来负担，没错，是有这种情况，但这完全是人为制造的结果，父母们并未要求别人分担抚养成本，是政府的福利制度将部分成本转移给了纳税人，这是错误的，但错不在生孩子的父母们，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负担强加给任何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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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多一个人会让世界变得更拥挤，消耗更多资源，而其中许多是免费的，因而其成本由所有人共同承担，所以人们有权阻止无节制生育，这同样不能成立，有些资源之所以免费是因为它们还不够稀缺，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稀少或拥挤，自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排他性，以致不再是免费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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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我反对计划生育，也指出了该政策所导致的出生人口高速下行段将给未来经济带来何种冲击(7)，但我不会用这一经济后果来支持我的立场，因为我相信，中国的人口停滞甚至缩减在长期确实可能带来许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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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果不能代替道德与法律责任，历史研究表明(8)，蒙古帝国对中亚的扫荡打通了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贸易通道，极大地推动了此后数个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对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兴起起了重大作用，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而赞同蒙古骑兵那些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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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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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2，No.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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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变迁，人口难以避免地向城市集中，相应的便是乡村和城镇的萧条。到一些偏僻农村走走，很容易发现许多村庄已被荒弃，更多的将在一代人之内被抛弃。那些继续存在的村镇，也普遍地缺乏活力和生气，人们留下的理由多半是被动、消极和保守的：因为缺少其他机会而留下，并非选择此地寻找、创造或建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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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看到这一趋势是不够的，同样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的格局和乡村的命运迥然不同。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尽管也出现了超级都市，但人口聚集度反而较为适中，尽管许多乡村被废弃了，但留下的仍颇具活力，新建城镇也仍在不断涌现；相比之下，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却在首都区汇集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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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察导致乡村没落的那些具体因素和机制是更重要的。对于中国，一个更独特的因素是，人口趋势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便已扭转，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转折是在城市化率极高且教育年限足够长之后才出现，这将使乡村的消失和败落来得更为迅速和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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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曾为经济史家和政治学者所广泛关注。由于绝大部分现代元素——如教育、文艺、科技、生活方式等——都出现在城市，受其吸引且有能力负担它们的乡村精英——如富人、乡绅、家族长老、教师、读书人、手艺人等——大批迁居城市，农村失去了维系其制度和秩序的核心人物，流氓、地痞、匪盗横行，社会结构瓦解而陷入长期动荡，严重时甚至反过来打断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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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乡村秩序全赖家族和乡绅维系，因而问题更加严重；今天的政府权力已延伸到乡镇，对村庄也拥有巨大的干预能力，因而空心化还不至于导致动荡；然而乡村的凋敝仍是触目惊心的，在村镇，公共事务得不到有效处理，公共物品更缺乏供给，垃圾遍地，道路失修，治安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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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密度无法供养专业人才和维持多样化的消费类型，有为或有志青年都已离开，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变得极为单调贫乏，闲暇时除了酒楼和牌桌无处可去，因为除少数几样娱乐，其他爱好既没人陪你玩，也得不到欣赏和认同，县级城市的情况大致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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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果这种趋势是注定的，那么为何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他们的村镇和小城市却保留了更多的秩序和活力呢？线索之一是，他们的现代化是本土内生的，而不是外源性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此过程中已经获得重建来适应现代经济，或者说正是这一重建使得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在美国，这一重建是由移民在新大陆上另起炉灶，因而更为彻底，所以当工业化的力量最终爆发时，其社会结构更经得起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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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传统乡村社会以家族聚居为特征，家族和乡绅是主要维系力量，这种结构虽拥有良好的自治能力，却无法应对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经济；而美国的村镇从来不是家族性的，许多社区本身就是经济流动和自愿组合的结果，它们从一开始便拥有了适应人口与产权流动所需的自治性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处理新型公共事务和满足新的公共产品需求，因而更容易在现代化冲击下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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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线索是宗教，在许多社会，教士是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而教会是维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制度成分。在城市化的巨大抽水泵之下，教会常常是坚守到最后的力量，对于稳定乡村社会结构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的许多早期自治社区都是清教徒们按教派各自建立的，宗教纽带至今存在于他们的社区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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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种种因素看来都不利于中国乡村的未来前景，但若能充分落实村镇自治，及时解除妨碍人口和产权流动的法律障碍，并为新型社区建设和基层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未来的乡村仍可能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得以重建。毕竟，人类的生活观念是无限多样的，城市虽充满诱惑和机会，但还是有人会喜欢乡村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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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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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城镇和小城市是否没落或没落的程度，不能仅从人口数和经济规模来衡量，更要看它们的文化吸引力和价值感召力，而观察这一点的最简单办法是，看看是哪些人还住在那里。从中、美两国各找100家最成功的企业，100位最有成就的人士，看看他们的主要办公和居住地点，就不难看出两国地方面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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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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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3，No.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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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有着种种好处，但过度密集所造成的高房价、拥挤、污染和压力，也会带来很高的成本，当这些成本超出它带来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另觅宽松清静的去处。是的，许多人都梦想着逃离都市的喧嚣，然而这样的梦想和努力，却受制于诸多的制度障碍，而正是这些障碍的结构与程度，决定了一国在城市化之后的人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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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你身居某地，通常只是因为你的祖辈早已落户于此，在此意义上，即便没有发达的家族组织，社区也是家族性的。在分工和消费多样化机制的强大作用之下，家族性社区是注定难以抵御城市化冲击的，人们并不会因为来自同一个家族而拥有相似的工作技能、职业偏好、收入水平、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因而小社区无法在过细分工和小众偏好上达致规模经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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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基于职业倾向和生活态度的相似性而自愿建立的新型社区，才有能力抵御都市的强力抽水泵，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他们在较低密集度下获得规模经济。基于相似性的特色社区可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向建立：底特律和富士康的工人社区属前一种，开发商针对特定收入水平和环境偏好而建立的小区和村镇，摩门教徒和阿米绪人在荒原中组织的社区则属后一种，还有些两者兼备，如北京和广州近郊的画家村、明星汇聚的贝弗利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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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有着自愿组织社区实现自我管理的深厚传统，第一批殖民地便是各派清教徒的自发社区，英王特许状只是盖章认可而已，正如五月花号上41个男人在其船上盟约中所言：由誓约将我们自己组合成了一个民事共同体；在拓荒期滚滚西进的大篷车队中，农民们用类似的盟约来为未来的乡村生活作出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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