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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意志和奴役，2008-12-09，No.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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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是伦理学和法学的基础命题，它假定个人的行为是其自由作出的选择，因而个人应对其行为的后果负责——除非能证明他受到他人暴力胁迫，从而引出了责任的概念。很明显，缺了自由意志假定，责任、过错、善恶和道德就无从谈起，整个道德和法律体系便失去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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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强调的是，“人具有自由意志”，这是一个武断的假定（用黑话说，叫先验命题），而不是一个实证性的判断，它不接受事实检验，因而无论行为科学、心理学或脑科学如何发展、获得何种发现，都不会影响该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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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理解这一点，引出了很多关于自由和奴役的谬论。例如，有人说穷人去血汗工厂工作，这不是他的“自由选择”，因为他为了填饱肚子“没有选择”，这么说是荒谬的。我们谈论人的自由意志时，是不考虑客观条件的，不能因为某些外部条件与某种行为的强相关性，就把它们当成为该行为开脱责任的理由。假如我们可以说一个快饿死的人的偷面包行为不是他的自由选择，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一个球迷把电视频道切换到足球节目的行为不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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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的任何行为都能找出客观原因，历史、文化、收入、基因、发育过程、教育经历等，按这种逻辑，没有行为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历史和欲望的奴隶，用时髦词汇说，都是房奴、球奴、乐奴、网奴、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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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荒谬逻辑，引出了积极自由和平等理论，以及专与劳工和穷人作对的劳工法和最低工资法等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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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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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这两段文字后的两年里，我的看法又有所变化，变得更兼容主义(6)了；对于因果决定与自由意志，我现在的看法是：人的行为由之前的世界状态完全决定，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做“选择”，而是说他如何选择是被决定了的，因而，世界的因果链并未因为个人选择而被打断，相反，个人选择只是因果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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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家所做的仅仅是：从世界因果链中人为地划出一段，并规定，这就叫“自由选择”，而产生这一选择的那个装置，就叫“自由意志”。由于这是个武断规定，因而无须追问为何如此规定，正如我们无须追问数学家为何用π来命名圆周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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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哲学家愿意，也可以规定发生在黑猩猩大脑里的一段因果链就是“自由选择”，因而黑猩猩也拥有自由意志，甚至可以规定一个篮球筐也具有自由意志；我在一个旧帖里曾举过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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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个篮球筐扔红色和蓝色两种球，每次每种颜色各一个。下面两种说法完全等价：（1）十次里有七次红球弹回来，蓝球留下，另三次相反。（2）十次里有七次篮球筐“选择”了蓝球，另三次他“选择”了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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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作为事实陈述，（1）和（2）完全等价，区别仅在于说话者看待它们的态度，也就是说，承认或否认自由意志，并不关乎事实的任何差异，这就好比，我们究竟把单只蜜蜂看作一个生物个体，还是把整个蜂巢看作一个生物个体，可以任意定义，无论如何定义对蜜蜂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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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规定了篮球筐拥有自由意志，它就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就是合格的法律主体，这么做没有任何逻辑困难。实际上人们并未如此规定，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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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自由意志的规定不以否定因果关系为前提，任何对因果关系的发现都不构成对它的挑战，为个人行为所找出的任何客观原因，都不构成推卸道德责任的理由，也只有如此，我们的伦理和法律体系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不会因心理学研究不断发现行为的因果关系而被冲垮，才不至于出现像甜饼抗辩(7)那样荒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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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自由意志的界定，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科学，它没有自由意志概念，即它同等对待发生在人脑中的因果链和其他任何因果链，不对前者做任何特殊处理。另一个是伦理学，它引入了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概念，将发生在人脑中因果链叫做自由选择，把成年人大脑中此类因果链发生于其中的那个装置叫做自由意志，并规定：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对其行为输出负有道德责任(8)，这意味着，指称这些个体的名词或代词可以合法地成为“应该”这一谓词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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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认为，科学和伦理学的命题不能一致地共存于同一个形式系统，现在我认为这一限制是不必要的，两类命题是兼容的，唯一的要求是：因为伦理命题的特殊性，所以当它出现时，必须带有明确的标记来显示它是个伦理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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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范式与硬核：什么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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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5，No.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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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让我思考“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是波普的证伪学说(9)，不过后来，在如何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库恩的范式理论(10)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11)。尽管库恩以波普批评者姿态出现，而拉卡托斯是波普的修正和维护者，但我倒觉得他们的理论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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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理论其实是休谟思想的自然延续，既然经验事实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它本身，因而要对世界有所理解和谈论，必须赋予事实以“意义”，并对经验之外的事情有所猜测。例如(12)，必须将一个略具椭圆状的东西看作帽子，把帽子、头发和衣服组合看作一个人，并相信竹竿上悬着钓线、钓线下面有鱼钩，假如帽子掉落到两米之外，我会说风吹落了帽子，而不会说帽子从头上跳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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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说“帽子被风吹落”时，我头脑里已预先有了一套朴素物理学(13)，让我相信除非被外力干预，否则帽子不会无故离开支撑它的物体，而当我说“他在钓鱼”时，我也有一套朴素心理学，让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为了别的目的或没有任何目的却长时间静坐在河边，身前还斜支着一根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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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主义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告诫：首先，任何理论建构必须能够帮助我们对世界作出某些推断，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条相当于奥卡姆剃刀(14)；其次，在进行建构和推断时，需要时刻保持怀疑态度，记住这些仅仅是头脑中的假设，须随时针对新的经验事实作出调整，这一态度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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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断就会有错愕与惊讶，而正是在对待推断与新经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态度上，现代科学与民间科学表现出了根本差异，前科学时代的人们在遭遇惊愕时，如发现那位垂钓者连续八小时纹丝不动，便会尝试纠正事实推断上的错误，如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稻草人，但通常不会去质疑得出这些推断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假设，即不会去修正那套民间科学，假如纠正事实的种种尝试仍无法消除困惑，他们通常会诉诸万能膏药：他会魔法！上帝显灵了！证伪主义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万能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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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库恩认为，科学家也不会轻易质疑概念体系和基本假设，相反，他们会坚守既已认定的概念和假设，而把经验事实所带来的困惑视为待解的“难题”，而科学的常规发展就是解难题的过程，而解题过程中的各种尝试和反复所质疑和抛弃的，充其量只是为解题而临时作出的中间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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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把科学理论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少数奠基性科学家通过哲学思辨提出一套形而上学概念和由这些概念以特定语法关系构成的命题结构，这个框架决定了观察世界的角度，规定了何种问题是可问的，即一个合法的问题只能以哪几种句式提出，且只能使用哪些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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