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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情况则更加混乱和对立，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者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前者拒绝个人和基因层面的经济学和进化分析，后者拒绝文化层面上的功能主义和符号学分析。实际上，这种对立毫无必要，它极大妨碍了几大学科之间的成果分享，也限制了各自视角下的分析和解释能力，作为认识论上的多层次结构主义者的好处便是，我可以轻松接受不同层次的视角，它们原本就不是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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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必要的排斥和对立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那是因为许多人混淆了认识论实体与价值主体，从而让自己的价值观妨碍了对有用的层次与结构的把握。如有些人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只是因为他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者相反，因为他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在方法论上坚持结构主义。而实际上，方法论与价值观之间并没有也不需要依赖关系，我是个人主义者，坚持认为个人不应为集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不必因此而否认集体的存在，组织、企业、民族、社群、亚文化，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有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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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化结构实际上体现了我们认知能力的发展梯度，每一层的基本概念和定律使得该层次上的观察成为可能，而从观察中所获得的洞见将为上一个层次建立新的概念。例如，我要看懂一场球赛，必须首先接受球队、进球、犯规、裁判这些概念，否则我“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发了疯似的在抢一个圆球。而只有接受了球队、比赛、得分这些概念之后，才能进而形成赛制、轮次、主客场、积分、名次等更高层次的概念，才看得懂一份赛程和积分表，也才可能对主教练的赛季战略调度和状态调整有所理解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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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向也是如此，要对球员表现作出观察和评论，必须先确立头球、传球、射门、助攻、跑位、过人等概念，否则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疯子在草地上撒野。而为了形成这些技术概念，必须先确立若干关于肢体部位和球场区域的基础概念，如要理解头球必须先接受人体有个部位叫“头”。这看上去好像是当然无疑的，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作为观察者恰好与观察对象同属人类这一物种，对人体部位这类熟见而又处于中观尺度(21)上的对象，我们的概念在生活史早期甚至先天便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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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是寄生于球员皮肤上的螨虫，要接受头、手、脚这些概念就困难得多，而要理解球员的技术动作、理解一场比赛，进而理解赛程安排，就需要像科学家那样作出大量的概念和理论建构，以及基于它们而进行的非日常观察，其中许多难免会显得非常抽象和反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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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过程，便是从中观尺度出发，向上和向下探索世界，通过一层叠一层的概念体系和基于这些概念的观察手段，将我们的认知能力从本能所加诸我们的中观尺度局限中扩展开去，从而获得对世界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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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理想与路径：谬误的四个层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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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4，No.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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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看到、听到许多新闻，并由此得知世界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同时也听到许多人对此所发表的评论，其中有些是基于个人的审美和价值偏好所表达的直觉感受，有些则是基于某种伦理规范而作出的道德或合法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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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种，旁人要么认同与共鸣，要么鄙视或厌恶，并无对错可言，对于第二种，拥有共同道德哲学和伦理底线的人们，可以在伦理学和法学的框架内作出分析和讨论，但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我这里想说的是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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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评价社会事件时，是有着一个理想参照物的，即他们有一套关于理想社会的标准，通常还有实例作为样板，而他们的评价重点便在于：这一事件或行动，是让其所在的那个社会更接近还是更远离了理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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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评价，对于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要判断特定事件将如何影响其未来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一套方法来恰当地作出这种判断，不过，我却能发现人们在这么做时经常会犯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用某种静态比较来代替发生学分析，而他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发生学问题。常见的错误有下面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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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现一件在理想社会中更常见，而在当前社会中不常见的事情，是否多半会有助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类比：某人希望他儿子将来成为影星，而影星经常闹绯闻，所以应该让儿子从小闹点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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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些在理想社会中将被认为非法的事件，是否多半会阻碍理想社会的实现？（类比：某人希望他儿子将来成为少林寺方丈，所以从小不给他吃肉，因为对和尚来说，吃肉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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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社会状态能够被一些人认同为是理想的，前提是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那么，是否每一件被这个共同价值观判定为善，或者被共同伦理观判定为好的事情，多半会有助于理想社会的实现？（例如：未经代议机构同意私自瓜分国有资产，皮诺切特的镇压行动，都是违背自由主义伦理的，所以肯定会使社会更加远离自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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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还有，构成理想社会复杂结构的每一个部件，当它单独出现时，是否都意味着我们距离理想社会更近了？（类比：某人希望他儿子将来成为钢琴家，每个钢琴家的客厅里都少不了一架三角钢琴，所以，当他把三角钢琴搬进客厅的那一刻，便到达了儿子成长为钢琴家的道路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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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据我的观察，很多人在进行分析时，显然对上面这些问题假定了毋庸置疑的答案，就好像问题根本不会存在。但是你只要仔细想想，这些问题在逻辑上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所以，对于那些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存在的分析，我总是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远远不是一目了然的，甚至常常是与我们的直觉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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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类从政教合一的社会发展出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社会的历史，看上去并不是某种宗教宽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长期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更像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相互争斗、僵持不下最后只好达成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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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历史中，最后得到的结果被宽容主义和多元主义认为是可欲的，但推动这一变化过程的那些关键力量，却没有一个是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这种看法听上去有点荒谬，却更接近事实，至少我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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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美国，右翼保守派在宗教、科学和生活方式上的那些原教旨主张，显然在理论上和价值观上都难以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但事实是，正是这些讨厌的狂热分子，成了在美国捍卫自由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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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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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的发展演化是个高度路径依赖的过程，它不像组装一部机器，哪个零件先制造无关紧要，相反，它更像胚胎发育，哪些基因先激活、哪些组织先分化，每个阶段的各种激素水平如何，是至关重要的，或者用一个极度简化的类比，它更像做菜，什么时候加什么料，各阶段分别用多大的火候，都会让结果大不相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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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演化也是高度分散和自发性的过程，任何单一理性中心，无论是帝师、制宪委员会、圆桌会议，还是体改委，都无法有意识地把握和控制它的走向，也难以预见其发展结果，那些以为国父们在制宪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决定了此后两百多年美国制度面貌的看法，是经不起历史研究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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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说个别的努力是无用的，相反，我相信每个事件和行动都会影响历史，而且有时候看似细微的事件会极大地改变历史进程，我的意思仅仅是，改变的方向和长期的后果，无法被当时的任何个人所控制和预见，这既是个人认知和分析能力的局限，也是单一力量控制能力的局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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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是由三位德国学者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和Wolfgang Köhler于20世纪初开创的心理学派，也译作完形心理学，其代表著作是Kurt Koffka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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