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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23)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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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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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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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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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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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立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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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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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难以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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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地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他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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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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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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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炫耀品即凡勃伦品（Veblen good），指那些因其炫耀性功能，价格上涨而需求量不降反升的商品，由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首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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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里的表述不太对，实际上环境稳定性要求不需要这么强，只需要更一般的世界稳定和连贯性即可，变量波动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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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在看来，这里说的情况更适合于达尔文时代，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知识来做化石预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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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吉芬品（giffen good），港译“嘉芬品”，是指收入效应大于价格弹性，因而价格上涨时穷人由于实际上变得更穷反而消费得更多的商品，对此类商品是否真的存在，经济学界有争议，张五常是拒绝承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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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贫穷品（inferior good），国内通常译作“劣质品”，是指收入效应为负，即收入下降时消费得更多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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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和本章其他文章一样，本文原是一份较为散漫的个人笔记，由于其中许多想法已被我抛弃，收入本书时做了大幅删改，博客上仍保留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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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早前大陆多译作菲歇尔，后随港译费雪，是现代货币与利息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利息理论》（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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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这里使用的流动性一词有特定的含义（详见后文），它与主流货币理论中的流动性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我认为我的概念更一般化，且由之可以推导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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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在“复苏迹象依然渺无踪影”（No.4）里讨论了这一观点的宏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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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这一观点，参见第四部分的导言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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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企业的性质”，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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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五常：“企业的合约性质”，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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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欲”（desirable）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指依据某种社会偏好表达或同意达成机制得出的结果，认为某种社会状态是值得追求的。因为不排除某些社会成员在表达公共意见时可能克制自己的价值观，因而即便对个人来说，可欲也不一定等同于“好的”。本文并不关心判别可欲的表达或同意机制究竟是什么，所以该词相当于“姑且假定某个社会状态是值得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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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íκονομí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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