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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和第95篇一样，旨在澄清公共评论中许多常见类型的逻辑错误。许多人在说“市场失灵”时，其实说的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但这两种说法显然完全不同：我的瓶起子不是万能的，但我能用它开啤酒，没有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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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失灵”是相对于“规定功能”而言的，因而是否失灵应对照功能说明书来判断，问题是，不同经济学家编写的（或暗示的）说明书版本十分不同，其中有些确实不负责任地承诺了所谓完全竞争、资源配置最优化、充分就业、持续增长、价格稳定等只有上帝能实现的目标，那倒怪不得批评者指责市场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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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批评市场制度时，常常忘记他们手里并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者他们的替代方案早就被大量案例证明会带来更坏的后果。当然，假如这是一种价值表达，那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每个人都有权说：这个世界真烂！即便他们从未见过他们所认为的不那么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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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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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7，No.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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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便会发现这一点极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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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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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4)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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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15)，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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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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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的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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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16)，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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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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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17)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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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18)。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却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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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19)；（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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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20)，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地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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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期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地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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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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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什么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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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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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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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22)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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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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