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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无论以周还是以年为单位，工时统计的对象只包括职场人的工作时间，而不包括求学者的受教育时间和退休者的退休时间。我们应该把受教育的时间算作工时的延长还是闲暇时间的延长呢？这也许要取决于受教育者接受的是何种教育。如果是为工作而接受培训，正如现在大多数培训那样，它应被算作工作时间；如果是为美好生活而学习，那应被算作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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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时间自然地被视为闲暇时间的一部分。1948年，英国男性平均工作到65岁，一般两年后去世。如今，英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是67岁，平均寿命是78岁。但是，在人生最后几年拥有过多的闲暇肯定是错误的。人们在工作时对退休后的闲暇时间准备不足，而且享受的能力很可能已经减弱。因此，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仅仅因为人们寿命的增加，闲暇就一定会增加。因为工作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并未与退休后的花销保持同步增长，[5]无论在工作年数还是医疗费用上都是如此，工作年数不可阻挡地增加，而且反对老年歧视的政策也给予这一趋势立法上的支持。因此，退休前家庭储蓄不足势必会缩短退休时间，除非富裕社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缩短人们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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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如何质疑平均数，困惑仍然存在：今天我们的富裕程度平均为1930年时的4~5倍，但我们的平均工时自那时却只下降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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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预测是工时会不断下降，甚至接近于零。在考虑他的预测为什么会失准之前，我们也许要问一下：为什么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收入越多，就会越不想工作？为什么他会认为平均收入增加4~8倍就足够了，而不是增加2倍、3倍或者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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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凯恩斯认为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有一天也许可以全部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他未能区分清楚“欲望”和“需要”，而且，在整篇文章中，这两个词是混用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需要”指的是对良好和舒适生活的客观要求，它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但“欲望”纯粹是心理方面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无限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会自然停止，如果经济增长停止了，那是因为人们选择不再对超过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欲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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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他考虑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20世纪30年代，专业人士的平均收入是体力劳动者的4倍多，医生和律师的平均收入分别是体力劳动者的5.2倍和7.5倍。凯恩斯认为，当大部分人的收入稍微多于专业人士的收入时，他们就足以过上好日子。他曾想象过，假以时日，穷人将在收入上赶超富人，富人的生活更接近“乐土”状态，富人减少工时的速度会快于穷人。但是，他没有预见到富人也会通过增加工时而在收入方面把穷人远远地甩在后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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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够”的标准方面，凯恩斯不要求人们的收入完全平等，而是强调要适合社会特定角色。这种观点在凯恩斯时代很普遍，它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一位思想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就“足够”了。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一名作家一年只需要500英镑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足够”了。这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只要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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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利用闲暇时间过上“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凯恩斯所说的这种“可能性”实现了吗？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不能回答，因为在今天闲暇仍是工作的附属品，而非替代品。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大多数人只想躺下休息，而假期则被用来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充电”。此外，对于商界的领导者而言，工作和闲暇已经融合为一个总体的目的。在高尔夫会员俱乐部参加会议的企业高管会举办社交聚会，甚至在度假时与办公室保持邮件往来，这在凯恩斯看来，都是有目的而为之；他们不是为了享受闲暇时光，而是为了工作。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当今富裕阶级的文化已变得目的性更强，而不是更弱，受到的烦扰更多，而不是休闲时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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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数据是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的，购买力平价主要用于衡量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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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家与商店的距离变远，商店规模变大，以及自助购物的出现，所以家庭要花更多的时间用于购物。父母们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也更多了，这反映了育儿态度的改变，“亲子时间”这个词汇的出现便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反，借助节省劳动力的设备，花在诸如做饭、清洁等家务上的时间缩短了。自乔纳森·格尔舒尼、金伯利·费希尔《20世纪英国闲暇》，转引自霍尔西、约瑟芬·韦布《20世纪英国社会趋势》，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1999年，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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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许多西方国家，家庭储蓄的比例显著下降，这表明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不是为了养老储蓄，而是为了消费。但是，他们可能通过购买房产和金融产品进行“储蓄”，但这两者在国民账户中均被归为投资，而非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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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实上，我们可能想到两种效应。要么富人减少工时的速度快于穷人，因为他们对额外收入有较少的需求；要么富人和穷人以同样的比例减少工时，但富人起始的工时数较少，因此可缩减的绝对工时数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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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会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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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时下降并未和收入增长同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有人说，人们的工作时间之所以到现在还这么长，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工作，就是因为他们被迫如此，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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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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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对圣保罗做出的回应。凯恩斯遵循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认为工作是为获取必需品所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所写的那样：“每件东西的真实价格……是为取得它而付出的艰辛。”抑或像杰里米·边沁所说的那样：“如果劳动真正地被人接受，热爱劳动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样的看法并无新意，因为《圣经》早已告诉我们，人们受罚做工，乃作为其违抗上帝之意的救赎。但最近，有人指出工作等于“劳动和辛苦”这个古老的等式并不成立，或者虽然这个等式成立，但其准确程度正在逐渐减弱。工作不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而是“对劳动的热爱”，是激励、认同、价值和社交的来源。简言之，工作不只是人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还提供内在的满足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继续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超过了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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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的倡导者认为经济学家将工作视为无趣的劳动，它必须以获得的收入作为补偿，这种观点也许适合过去大多数人必须从事的重体力、机械、乏味的工作，但并不适合现在的工作。到了“后现代”，工作强度不再那么高，工作也变得较为有趣、更富挑战性和创新性。这些特点尤其适用于专业岗位，而且解释了为什么高薪者比低薪者的工作时间更长。我们有一个日益壮大的创意产业，与过去相比，对工作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必需性。人不只是从购物中认知自我需求，在工作中也是一样。批评者补充说，凯恩斯对商业有一种布鲁姆斯伯里式的蔑视，这导致他忽视了人内在的满足感，即便在他的那个时代许多人已经在工作中发现了这种内在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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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爱工作”相对的据说是“害怕闲暇”。经常有人问，如果人们不需要工作，那他们会干什么呢？酗酒或吸毒，还是整天看电视？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认为，人类天性懒惰，所以，工作是让他们有价值、走正道、避免堕落的有力工作。他们还认为，工作提供了强制的社交机会，而闲暇却迫使人们独处。汤姆·拉赫曼的小说《我们不完美》（The Imperfectionists）中有一位工作狂记者，他说：“我害怕过周末，我希望没有假期，因为在假期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像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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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报酬的工作是帮我们获取内在满足感的因素之一，但大多数人不只是为了面包而工作，否认这一点是不明智的。人们长时间地工作也许是为了友谊，或是逃离家庭生活的烦恼和乏味。但是，工作的“愉悦”程度是否与日俱增，这一点并不明确。专业工作的数量有所增加，比如教师。有些工作变得更有趣，比如，互联网使工作更像游戏，也增加了工作中的休闲机会；脸谱网只需点击一下鼠标即可浏览。工作环境也被设计得越来越“有趣”。[7]但是，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将导致技能与工作分离，也会导致很多工作的报酬减少。所谓“技能”经常是机械化的一种委婉说法，工匠、机修工、建筑工、屠夫、面包师的技能已经退步了，很多工作也沦为例行公事，令人麻木。现代超市和呼叫中心的常规工作被冠以“数字泰勒主义”，这是在向传送带的发明者致敬。大幅削减成本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时间”，但现在这是一个社交新名词。许多工作的“创造性”只是一种品牌推广，比如，一家著名的快餐连锁店打出这样的广告：“勤奋而热情的厨师每天都在创新”。即使对于高级金融专才，工作的快乐也远不及工资和奖金。那些高薪的人愿意比过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兴趣增加了，而是因为他们对收入越发缺乏安全感。只有一小部分工作可能变得让人喜欢，但大多数工作仍旧不为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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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大都认为工作是快乐的，而且害怕自己无所事事，但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发达国家，更多的工人更喜欢减少工作量，而不是增加工作量。近期，一个针对未来就业选择的调查表明，人们缩短工时的愿望广泛存在，即使知道这可能意味着工资较低，有5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更短的工时，而只有1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更长的工时。相似的调查结果在日本也出现过。在美国，两个数据较为平衡，但被调查对象仍倾向于更短的工时，而不是更长的工时（37%：21%）。人们的选择是在假设情况下做出的，这并不代表当面临真实情况时他们也会那么做。不过，至少存在着对更短工时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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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愉悦感的增加，或者闲暇恐惧感的增加，也许可以成为解释工时停止下降的原因之一，但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亚当的诅咒[8]也许减弱了，但并未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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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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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迫工作的时间超出他们需要工作的时间，或者因为他们“受到剥削”，所以他们的工资少于他们为其雇主创造的价值，而雇主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使这种行为成为可能。20世纪中期，“社会民主”盛行，强势的行业工会能够帮助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国家也可利用税收制度将富人的非工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但是，这些做法侵蚀了利润，使富人的情况相对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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