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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得以改变，工时也停止了下降。对平滑的工时曲线的解释似乎是这样的：工人们没有减少工时，因为他们的实际收入事实上并未增加，也就不会诱使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工人们也许能自主地在工作和闲暇之间做出相机抉择，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号施令的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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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美、英两国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大幅上升，富人从生产力的提高中获益最多（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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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的最富有者的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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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http://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top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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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70年，一位美国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30倍；而如今，这个数字是263倍。在英国，富时指数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在2000年时是普通工人收入的47倍；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81倍。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1/5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是1/5的最贫穷阶层的收入的9倍，在英国，这个数字是4倍。图1–5表明富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正在日益上升，这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但个人收入的中位数并未上升太多，在美国，该数字保持了40多年不变。近期的人口普查显示，有4600万美国人生活贫困。《卫报》的拉里·艾略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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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产阶级的处境不错，在东南部尤其如此，但收入低于他们的人却依靠举债度日，因为他们的实际收入已经停滞，拿最低工资的人则必须通过减免税才能存活。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没有工作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是失业家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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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对收入分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服务业的增长，以及税收制度未能抵消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在凯恩斯时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总产出的80%，服务业占总产出的20%。如今，这个比例被颠倒过来。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一般比制造业低，部分原因是服务业达不到像制造业那样的自动化水平，想想教师、护士、美发师、出租车司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服务业不能有效地组建起工会。美、英两国收入再分配的失灵意味着，为了摆脱贫困，从事服务业的底层工人不得不增加他们的工时，这在零售、酒店及个人服务业中尤其突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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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本家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它的某一具体特性吸引了社会学家朱丽叶·斯格尔的注意。在《工作过度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一书中，她认为竞争压力以及工人权益缺乏保护，促使雇主要求他们的雇员工作更长时间，而不是将工作分配给更多的工人，因为那样会给雇主带来培训和管理的额外成本，还不包括法定的带薪假期、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正像斯格尔所说：“如果公司雇用较少的人，让他们工作的时间更长，比雇用更多的工人（还要支付他们福利）来做同样多的工作更有利可图。”结果，劳动力队伍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在缩减的全职长期员工，他们的工作量可能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另一部分是不断扩大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其工作量不能满足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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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保护主义成了工人的保护伞。工人渴望闲暇，但闲暇却被剥夺。为了减少他们的挫折感（并让他们听话），社会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无用且令人麻木的消费品。购物被诙谐但准确地称为“零售疗法”，成为对不高兴或压抑体验的一种补偿。人为地创造需求，确保了工人对职业道德的坚守。正如斯格尔在她的题为“走向消费新政”的论文中所说：“或许正好有这样一条经济道路，它需要较少的工作和消费，比需要更多工作和更多消费的路径更受欢迎。如果这个选择受阻，那我们购买很多商品这一事实就无法证明我们天生具有消费的欲望。我们也许只是恰好买了正在销售的商品。”换言之，我们调整了自己的偏好，买了我们可以买到的商品，而不是我们想要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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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收入和闲暇之间进行权衡的“左派”观点，并不是有说服力。不可否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收入中位数与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不同步的，这一事实可以解释自那以后工时为什么没有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行为的解释更不可信。即便消费者的喜好可以偏离其真实需求，但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真实的需求，不可能借助“生产设备”或其他东西简单地“灌输”给我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如此描写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采取行动的不是‘我’，而是社会制度的逻辑经由‘我’这个‘其他人’在发挥作用。”广告可以刺激人的欲望，但它不能凭空创造欲望。（比如，广告几乎无法说服我们去买狗粪。）广告若要打动人心，就必须与人性中某些既有的倾向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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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工时未能下降的结构性解释，必须从人类欲望和内在满足感等方面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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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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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假设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总会有满足的一天，但是，倘若人们都是贪得无厌的呢？按照字典的定义，贪得无厌是指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永不知足的欲望。有一则目标对象定位是“拥有一切的人”的广告说道：“这些‘浪漫的’斋浦尔帐篷（售价3800英镑）能在花园中创造出非常棒的额外娱乐空间。”问题是，为什么“拥有一切的人”却总想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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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种是探究个人欲望的本质，第二种是结合其他人的欲望加以考虑。两种方法的对立更多是人为造成的。欲望是个人行为，但它们的表达、被鼓励或压抑的方式则是社会行为。研究人员选择哪种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对建立个人心理的事实感兴趣，或者假设这些事实是给定的，他是否能想到这些事实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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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知足的第一种解释出现在蒂伯·西托夫斯基于1976年写的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无快乐的经济》（The Joyless Economy）中。西托夫斯基只是把不知足的原因归结为“坐立不安”，即我们开始厌倦拥有的东西。当我们的所有需求得到满足后，产生了一种心理，它不是满足后的平静，而是不知足，就像身体痒需要抓挠一样，必须要用新鲜的事物来缓解这种状况。随着财富的增加，厌倦感也在增加，这使得人们更疯狂地寻找刺激性的体验。人的本性就是对所拥有的东西永不知足，所以我们会继续工作，去寻找更刺激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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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知足的第二种解释集中在某些商品固有的稀缺性上。顶级度假胜地、优美的园林花园以及许多其他罕有的物品，不是社会上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无论他们多么富有。需求不断升级对固定的供给造成压力，导致这类商品价格持续上升，超出普通人的收入承受范围。但是，人们没有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而是继续渴求最好的商品，虽然他们不可能拥有一切。这是另一个不知足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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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学生罗伊·哈罗德把这种稀缺商品称为“寡头”商品，他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打碎了他的导师的美好愿景。那些世界名画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们的供给不会再增加。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作品，这是对这一特殊问题“民主式”的解决办法。但是，就个人满足感而言，排队去博物馆观赏这些名画远不如在自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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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商品不一定是真正稀缺的，也可能只是“社会性稀缺”，即数量的增加会摧毁它们炙手可热的程度。只有限制人数，“未被破坏”的度假胜地才会保持热度不变。哈罗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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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人也许雄心勃勃，想着以后富有了，就可以住进纽约最好的社区，坐在最佳位置上观看演出和歌剧，去最高档的夜店休闲娱乐……资助在世的最好的艺术家。如果他靠寡头垄断来积累财富，他就有可能做到这些，但民主社会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些。如果分配不平等大行其道，较富有的人给这些稀缺商品的定价将大大超过普通人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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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对比做了进一步的探究。他发现，只有少数富人才请得起佣人，进而才能“住在大庄园里，拥有私人花园、马厩……游艇”。但是，财富分配得越平均，佣人就越请不到，也越负担不起。在尊贵生活所需的个人服务消失之后，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可以填补其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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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给哈罗德的寡头商品贴上了新的标签“地位商品”，因为能否拥有它们并不取决于我们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我们相对其他人的地位。地位商品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不管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如何，它们永远属于最富有的人。因此，为获得这些商品而展开的竞争永远都不会停止。事实上，这种竞争还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因为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地位商品的支出越来越大。地位商品的存在，使凯恩斯对每个人都“满足”的社会愿景变得暗淡，因为他们不可能都住进最好的别墅，或买到剧院里位置最佳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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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知足的第三种解释非常接近经济学家对人的看法，即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这一领域做出开创性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凯恩斯把闲暇看作人普遍渴望的福利，但也有人把闲暇视为成本，即不工作的成本。贝克尔指出，你在剧院待一晚付出的不仅是票价，还有机会成本。贝克尔认为，个人会权衡赚钱和花钱相比，哪个好处更大。换句话说，工作和闲暇的选择基本上是一个时间分配问题。闲暇不是免费的时间，而是有成本的时间。你的收入越高，时间就越值钱。如果贝克尔是正确的，那么工时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下降的先验条件就不存在。另外，随着不工作的成本增加，工时将会上升，这样的看法同样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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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经济学家斯戴芬·林德的《烦恼的有闲阶级》（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一书对贝克尔的分析进行了扩展。林德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人们准备停止工作，那么，闲暇的回报必须和工作的回报一样高才可以。增加闲暇产出的主要方法是用工具填满它。“就像工人工作时采用更多的工具和设备将会有更多的产出一样，如果消费者在每个单位时间里用到的‘小玩意’越多，那么他们从闲暇中获益也更多。”去海边或度假胜地时，如果不带上烧烤用具、防风用品、潜水服、冲浪板、网球拍、足球、沙滩排球和高尔夫球杆，就不算完美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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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的论述可以用来解释现代人的工时为什么没有如凯恩斯预测的那样下降。汽车、游船、房车、电视机、DVD（数字多功能光盘）播放机等都属于耐用消费品，闲暇中我们使用它们的次数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收入购买它们，这等于把我们牢牢地拴在了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