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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但受其早期政治经验的影响，他对黑格尔的“普鲁士国家是理性的具体化”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并把黑格尔的思想冲突改变成阶级冲突。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阶级冲突的故事，存在决定意识，反之则行不通。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最大的敌人，它是有产者用来蒙蔽无产者的精神面纱，目的是让无产阶级意识不到自己的真实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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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只弄懂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财富越来越多，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市民”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推翻了基于土地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是第一个系统性剥削劳工的阶级，他们利用攫取的剩余价值进行生产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奢侈品、发动战争和修建教堂等。反过来，资本主义又成了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阻碍，所以，它必须被无产阶级推翻，并代之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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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马克思需要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注定会灭亡。它理应结束，剥夺者理应被剥夺，否则正义就得不到伸张。但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消亡，它将如何消亡？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并未找到答案。虽然马克思的正义感要求他这么做，但他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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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写出了简练而具有爆炸性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是马克思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对辩证法的最清晰表述。对于资本主义的浮士德式交易的特点，没有人比马克思描述得更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拉进了文明社会……它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一个世界。但是，由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所有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古老而受推崇的偏见和评价，都被一扫而空。一切固化的东西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均被拉下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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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首位给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赋予恰当的道德权重的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歌德一样，他把这种毁灭性视为取得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因为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70年，他明白无论是代价还是进步，都比这两人想象的大得多。虽然如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打破了“固定僵化的关系”，是因为它残酷地释放了人类的潜能，同时却也催生了将要摧毁它的武器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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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产党宣言》的辩证思路至此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瑰丽之辞。作为对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回应，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比作“再也无法控制被其魔法召唤来的地狱力量的一位魔术师”。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相信天启时刻终会到来，尽管历史一再地辜负他的期望。《共产党宣言》发表20年后，他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信心满满地预言道：“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将受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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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涉足经济学之前，他就坚信资本主义必将覆灭。《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他在大英博物馆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证明这一点，却没有成功。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一位直觉型经济学家。如果一个人从40岁才开始研究经济学，那么他绝不会是直觉型经济学家，因为他的头脑里其他想法太多了。而经济学家必须从心无杂念开始，在头脑中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于构建关于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型，要知道，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这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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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的覆灭设计了两种可能的情景，即“利润危机”和“实现危机”。他对前者的论述最为透彻，这基于他中年时与李嘉图的交锋所产生的剥削理论。马克思认为，通过掠夺工人劳动力之外的一切，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到大于工人工资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它是利润的来源。然而，随着机器越来越多地取代工人的劳动，利润率将下降，因为购买机器的成本不可能低于它们的安装费用。如果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增加“剥削率”来维持剩余价值，最终将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晚期，在观察到工人实际工资上涨的趋势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通过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劳动生产力有可能提高。这会促使实际工资增加，而且不会造成利润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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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另一个致命危机是实现危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不只是大批产品，大批产能也会被摧毁……因为有过多的文明、过多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容量过小，以至于无法容纳它们创造的财富。”这些不准确的语句指向消费不足理论，但马克思随后并未赋予其很大的意义，该理论后来由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发展延伸。卢森堡问道，假如实际工资的增长停滞，体力劳动者们如何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越来越多的产品呢？“毕竟，投资的唯一目的是生产出可以获取一定利润的产品。如果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家为何要投资呢？”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也问过相同的问题；21世纪前10年，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相对而言低于资本的回报。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很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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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理论的诞生，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出人意料的生存能力。列宁视贫穷国家为进一步剥削劳工的蓄水池，而卢森堡视贫穷国家（连同武器制造）为一个额外的市场，可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不管你如何看待这两种解释的合理性，它们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反而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挽救危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全球化自救的能力。正如现代评论家梅格纳德·德赛所写：“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无言以对，即便再加上很多条件，也无法预见资本主义的最终覆灭。”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最后两卷，或许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确定那个天启时刻是否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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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资本主义的“垮台”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朋友兼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在“必然王国”之外还有一个“自由王国”。但是，马克思不想因为“未来的小饭馆”而徒添烦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言中，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在所有的生产力还有开发空间之前，没有哪种社会秩序会消失。在其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子宫里孕育成熟之前，更高级的新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出现。因此，人类只能设计它能解决的任务。”这是马克思放弃他那个年代的乌托邦梦想的方式，他认为人类可能“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放牧，晚餐后聊天……却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羊人或评论家”。列夫·托洛茨基的预测更不理智，他以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普通人会“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而且在这条山脉之上还会隆起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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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未兑现的承诺：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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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于1867年出版，在这之后的100年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出现在所谓的条件成熟的国家，而是在马克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的国家取得了胜利。1956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把关注的焦点转移至财富病。他的著作《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阐明，西方国家的公民现在很富裕，生计问题不再紧迫。简言之，凯恩斯所说的富足时代到来了（比计划提前了），是时候放慢增长速度去享受美好生活了。加尔布雷斯的想法相当严格，他认为应把更多的新财富投入公共服务之中。但是，他的观点被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激进分子接纳，并被转化成更加刺激的行为，即性解放。他们的偶像不是马克思，而是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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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人类社会中弥漫着一种特别容易让人兴奋的气息，这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虽然乌托邦著作和乌托邦社群在过去一直存在，但这是乌托邦有史以来第一次从阴影走到了阳光下，时间虽然短暂，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彻底摆脱辛苦、烦恼、冲突和战争的乌托邦之梦，差不多俘获了那个时期年青一代的思想和心灵。自由的爱和富足是所有乌托邦的特点，这一次也不例外。嬉皮士头上戴着百合花，他们拒绝物质匮乏时代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因为世界似乎不再需要他们为了生计而工作。在这个狂欢时刻，性、毒品、音乐、神秘主义、反战运动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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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乌托邦的物质基础是“令人愉快的不断增长的收入”，这让生于20世纪40年代婴儿潮一代摆脱了对工作的不安全感。“二战”后的25年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不但比以往增长得更快，而且更稳健，甚至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趋势。人们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担心消失了，这个问题不再是实现富足的障碍之一，而是享受富足的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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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倡导性乌托邦的哲学家而言，花园里引诱人的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技术。西奥多·罗斯比克提出了“技术集权主义”，它疯狂的特殊嗜好是核武器竞赛，正当世界处在重回天堂的节骨眼上，核武器竞赛却成了对世界的毁灭性威胁。《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这本书记录了这场噩梦。虽然技术也让人类摆脱了贫穷，至少北美人的情况如此，但技术是柄双刃剑。正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赖克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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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让“人性的改变”成为可能，长期以来，人类寻求改变，却因为物质匮乏而不得。事情很简单：当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和居所时，便不再需要把社会建立在“所有人都彼此敌对”的假设条件之上。我们所说的人性是“必要性”的产物，即稀缺和市场机制的必要性。新的人性（爱和尊重）也遵守必要性法则，即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收获技术时代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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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晚期，虽然学生抗议蔓延到了西方世界所有的教育机构，但其核心地带还是在美国。[11]其原因包括：“乌托邦”实验在美国有传统，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富有，以及越南战争的发生。也许最重要的元素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高。与大多数欧洲的年轻人相比，许多美国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时间更晚，可能相差五六年的时间。马克思主义者把大学看作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工厂，在理论的推动下，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校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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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当中，没有谁比流亡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有影响力，他利用大量的日耳曼学识宣扬性解放的新学说。1955年，马尔库塞出版了《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它们被抗议学生奉为“圣经”。他提出的“压抑的宽容”这个词为激进分子定义了美国文明的特质。跟马克思一样，马尔库塞遵循犹太弥赛亚主义的传统，即“所有关于真实可信的人类价值的讨论都被归结为末世论”，它“开启了一扇通往不知悔改和乐观的乌托邦大门，却不能用一个基于未被救赎世界的概念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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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尔库塞的文章常常晦涩难懂，但他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说唯一真正进步的态度其实是否认的态度，“凡存在的就不可能是真的”也是他的妙语之一。因为共识即真理这一既定事实，其实是对真理的否定，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发现真理。“批判理论”是他从传统智慧中找到的解放思想的工具。一名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大学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写道：“马尔库塞有一种独特的天赋，能让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与一群学生产生关联，看上去就像在为一部好莱坞拍摄的青少年电影分配角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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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欲与文明》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解读，但其中看不到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本能”不是人性固有的，而是存在于对人性的压抑之中，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制造的“剩余压抑”里。由于工作自动化，这种压抑现在被视为多余的，但它仍被有权势的人保留着，因为这可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于是，再性化成为革命的关键。人类需要回到多行性反常的婴儿状态，在那种状态下，整个身体是性快感的来源，以摧毁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压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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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写作《单向度的人》时，马尔库塞对革命的期盼已经弱化。他写道：“对社会变革的容纳，也许是先进工业社会最奇特的成就。”“消费主义、广告、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使个人融入资本主义秩序，实际上摧毁了“批判哲学”的任何希望。现代社会不再需要恐惧，因为它拥有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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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人》描绘了一个充斥着“快乐意识”的噩梦世界，除了它的背景是当代美国之外，堪比《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反乌托邦。技术赋予每一种本能有限且受约束的表达方式。对立的思想无须受压制，因为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文化被比作购物，异见则交由精神病专家处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快乐的世界，马尔库塞形容它为“压抑性俗化”，压抑“恰好达到能促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这就需要不停地为赶上同侪而进行激烈竞争，而且要利用计划性汰旧”……人们不必再追求解放，因为它已经被装在漂亮的礼物盒里送走了。战争会继续，但只在“外面”，即在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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