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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快乐意识主宰的世界里，变革的社会基础消失了。工人阶级成为既定秩序的支持者，完全拒绝属于“政治无能”。自动化也许能让人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但技术仍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在《爱欲与文明》这本书里，马尔库塞赞扬了同性恋等“反常性行为”的“批判”功能，“反常性行为是一种对生殖器专制的反抗”。但是，后来的版本删去了这个主题，因为“反常性行为”已成为新常态的一部分，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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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这样吗？“处于社会底层的是放逐者、局外人、其他种族和肤色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以及失业者和没有机会工作的人”，他们是革命的新幽灵。但是，他们比马克思设想用来震慑资产阶级的幽灵要虚弱得多。马尔库塞总结道：“这只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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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性乌托邦不会建立，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乌托邦是完美化的社会，它绝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为什么人们实现性乌托邦梦想的努力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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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原因是，西方经济无法兑现普遍富足的承诺。实际情况是，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运动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很快就垮台了，这些国家都是建立在即将实现富足的期望基础上，乌托邦的梦想破灭了。工作不稳定的世界重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趋势被逆转，创造性的毁灭又回来了。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恢复了以往的大部分海盗式掠夺精神，而通过政府的管理实现普遍富裕的梦想逐渐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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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乌托邦梦想也注定无法实现。马尔库塞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有“包容”社会变革的能力。事实证明，经过修正后，年轻人的性、毒品和摇滚文化与现有经济力量的延续完全相容，从而促使资本主义成功地将性革命商业化，并把它吸收、转化为可以销售的产品。无论是犯罪还是革命，暴力成为娱乐业的一个标准成分。资本主义制度展现出遭受痛击却不会被打倒的巨大能力，它就像一只巨大的拳击沙袋，无论受到多大力气的捶打，还是会反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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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选择“包容”这个词说明他预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包容也涉及多元主义。自由民主社会给许多反对贪婪的人以栖身之所。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政府和行业工会都是压抑体系的一部分，必须予以完全否定。类似地，他对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在本质上的差异及其各自的恐怖程度，马尔库塞也未能给予适当的重视。他对“死亡愿望”的过度强调，自然深受真实的纳粹大屠杀和核毁灭威胁的影响。他对核避难所的描述代表他对“快乐意识”的最大讽刺，因为里面铺着定制的地毯，就像消费型社会那样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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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无视“原罪”这个明显的事实，这是他的根本错误，也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因此，他把所有与性有关的邪恶（嫉妒、色情作品、施虐狂等）都看作人们受资本主义压抑的产物等。如果消除这种压抑，性将自动回复到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状态。这是一种肤浅的哲学，弗洛伊德从未接受它。性欲从根本上与权力、脆弱性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对它的控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任何文明生存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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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不仅忽视了色情的程度，还忽视了欲望的程度。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欲望的增长是由邪恶的生产性机器导致的，只有从这些生产性机器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欲望才会下降到“自然”水平。他并未意识到欲望是会自我增长的，除非受到道德规范的制约，否则不会停止。20世纪60年代的享乐主义，自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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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浮士德式交易的基础之上。贪婪的魔鬼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其前提条件是要让人类脱贫致富，然后永远消失。一个富足的天堂将会随之而来，所有人都能自由地过着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快乐生活。在马克思、穆勒、马尔库塞和其他人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这个神话的不同版本。虽然时间表和机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意，无论如何快乐时光迟早会到来。不然，辛劳、肮脏和心理扭曲又是为了什么呢？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光芒四射的愿景，否则它所带来的羞辱将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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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像童话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魔鬼只会从字面上而不会从精神上兑现承诺。诚然，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而且，尽管没有达到凯恩斯预期的水平，工时也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富足的天堂并没有到来。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不懈地追求物质利益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要做的事情，就像穆勒说的“彼此蹂躏、倾轧、推挤和踩踏”。经济的隧道本应引领我们进入“乐土”，现在我们却看不到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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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1章所述，凯恩斯的错误在于，他假设人的物质欲望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它们会完全得到满足，我们便可自由地追求“较高层次的东西”。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物质欲望没有止境，它们会无穷无尽地增长，除非我们有意识地抑制它们。资本主义的存在恰好依赖于欲望的无限膨胀，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资本主义取得了各种成功，它还是不为人所爱。它虽然可以给予我们不可估量的财富，但却夺走了财富的主要好处，即知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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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思想家不会有这些幻想。虽然他们也像凯恩斯一样，认为攫取是人的一个内在目的或目标，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一旦目标达成，人的攫取行为会乖乖地停止。他们知道，积累财富的冲动总会倾向于过度，只有靠意志才能抑制它。他们没有想过让这种冲动摆脱道德的约束，因为他们看不到可以让其取得较好效果的“辩证法”。古代智慧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连享乐主义的代表人物伊壁鸠鲁也认为，快乐是通过压抑所有不必要的欲望来实现的，其中包括对财富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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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之前的经济思想常被视为顽固和无知的大杂烩，因而不受重视。但是，当代社会未能兑现乌托邦的承诺，这使得之前的经济思想开始受到较为友善的对待。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资本主义不具备自动演化为更高级制度的特点。如果放任它，欲望会让我们无休无止地追逐财富，也漫无目标。那么，让我们重温现代之前那些几乎被人忘记的人物，因为他们也许掌握着解决当下困境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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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反对父母价值观的年轻人不仅限于学生，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者都仅限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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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3章 财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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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富人？无所求者。谁是穷人？吝啬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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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索尼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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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浮士德式交易出现之前，关于财富的思考受到“有限”这个概念的约束。虽然对于这些限制的具体内容存在争议，但它们的存在从未受到质疑。维吉尔、马基雅维利和圣方济各虽然彼此的观点有分歧，但都同意这一点。印度和古中国的思想家也同意这一点，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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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现代之前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原因有两个。第一，不像他极端的前辈柏拉图那样，亚里士多德没有试图依靠纯粹推理构思出一种理想的社会。他的目标只是把受过教育的同代人的观点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在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著作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它“正派、单调、略显平庸，其中更多的是有些浮夸的常识”，虽不无讽刺之意，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第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对12~17世纪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有主导性的影响。他创建了一个经济学思想体系，尽管被多次修改，但一直延续下来，直至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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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说法自然不合时宜，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说过经济学这门学问。亚里士多德知道的是“家政管理”，“经济学”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前者指家政管理的艺术，比如酿酒所需要的葡萄的栽培技术和惩罚奴隶的方法。我们现在所知的亚里士多德经济学，是从他的《政治学》（Politics）和《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摘取出来的两部分内容，谈论的分别是获取和交换。这些讨论的焦点关乎道德和政治，商业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侧面，像其他所有侧面一样，受到正义和美德的制约。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不包含经济学，因为当时还没有经济，即不存在拥有独立运行法则的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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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不知道“经济学”是一门学问，这并不令人惊讶。公元前4世纪，雅典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包括家庭中的男主人、他的家人、被赡养者、奴隶和临时雇工。大多数家庭都是自给自足，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规模很小，而且仅限于某类商品。人们虽广泛使用货币，但资本或信用几乎不存在，货币拥有者直接将钱埋在土里。在这样的社会里，交易和借贷行为自然被理解为出于私人目的，因此既有友好的，也有不友好的。具体的商业动机不为人所知，但被视为一件阴险反常的事情，而不是正常社会功能的一部分。道德的视角是全方位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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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物种一样，人类也是有目的的，即达到一种满足或实现目标的状态，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第一个原则。亚里士多德将此目的等同于美好的生活，这是唯一不用问原因的事情，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追求自身的完美以外，生活别无目标；为了某个遥远的目标（比如，革命或公司品牌的成功）而牺牲完美是愚蠢的，甚至是糟糕的。但是，这并非允许自我沉溺。在流浪汉梦想的世界里，母鸡所下的是半熟的鸡蛋，酒会从岩石上淌下，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个人并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欲望需要培养，并能指向真正令人满意的目标。道德教育是一种情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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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道德辩论受到两种势力的左右，一方认为道德是一种责任，另一方认为道德是主观的自我表现。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理念很少有人拥护。对于倡导责任的一方而言，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且有自我夸耀之嫌。环保积极分子也许会说：“我的责任不是过上一种美好的生活，而是拯救这个星球。”而对于认为道德是自我表现的一方来说，它看上去就像一种很可怕的家长作风。诚然，“美好生活”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品位和信念找到答案。歌手弗兰克·辛纳屈唱道“我行我素”，对此我们表示鼓掌赞同。责任和自我表现这两种观点驱使我们对现代的道德生活分而治之，一个负责约束我们和同胞的交往，另一个负责管理我们的个人认知。因此，没有空间可以留给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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