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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古代社会，“如何过得最好”这个问题是道德辩论的核心。其答案从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提出的政治行动主义，到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哲学寂静主义，不一而足。亚里士多德对此辩论的主要贡献是一种调和性观点。对于公民道德和军人荣誉，他慷慨至极，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哲学一方，那是一种充满欢乐的生活方式，“纯洁和稳固得令人惊讶”。（亚里士多德显然对现代哲学一无所知。）然而，重要的不是这场辩论的细节，而是所有参与者都同意以下两个假设。第一，如果不考虑品位或信念，某种生活方式会比其他的生活方式更好。第二，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有闲暇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工作完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他们连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只有不具备外在目的性的活动才可以进入备选名单，首当其冲的便是哲学和政治，它们都是非工具性表达。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看法将作为遗产而长期留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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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卓越的品质和才智，比如勇敢、节制、慷慨和智慧等，还需要某些必不可少的“外部商品”。“除非获得必需品，没有人能过得很好，甚至无法存活。”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必需品包括：耕地、种地的奴隶、住房、衣服和家具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使用价值”。至于这些使用价值确切的种类和数量，则取决于生活方式的要求。政治生活的必需品较多，而哲学生活的必需品较少。但是，正如苏格拉底的那些“苦行僧”追随者所说，没有哪种形式的美好生活是完全无须这些使用价值的。无论简朴或豪华，任何形式的美好生活都对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人一般只需要一定数量的衣服、床和房子等，如果超过这一限度后继续囤积，比如伊梅尔达·马科斯有2700双鞋子，那绝对是疯狂的行为。一个正直和有节制的人只需要购买能使他过上美好生活的东西，然后就会停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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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使用价值，财产还有另一种价值，我们再次借用马克思的说法，称其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让亚里士多德很困惑。[13]使用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无法做比较。床和猪以迥然相异的方式有助于人们过上美好生活：一个是睡眠用具，另一个是食物。这张床可能比那张床好，但要说一张床比一头猪好显然是不可行的，更不用说好5倍了。然而，如果我们用一张床交换一头猪，或以货币衡量它们的价值，这就相当于我们预先设定了一个共同的衡量方式。这种从“不等”到“相等”的转换是亚里士多德始终都没有解开的谜。交换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丑行，违反了事物性质的唯一性，许多后来的思想家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哀叹道，这是“生活的具体价值沦落为货币的媒介价值”。凯恩斯也是一个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派分子，他认为“商店就是商店，而不只是九九乘法表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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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交换”让亚里士多德备感烦恼，但他并没有激进到直接谴责它。他接受自己提出的交换是“获得财富的天然艺术”这种说法，即把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供应给家庭和国家。但是，当这种获得财富的天然方式遇见另一种非天然方式时，问题就产生了。货币是伊甸园中的毒蛇，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一种可能性：购买商品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卖掉它们以获得更多商品，这是以物易物者所不知道的事情。货币原本只是一种交换工具，但它很快就成为自身的一个目标，而使用价值却沦为工具。房子、农田和器具的真正使用价值被剥夺，被转化成众多中立的货币价值存储物。工具变为目的，目的变为工具，这种颠倒的状况随着高利贷的出现达到极致，因为它“以钱赚钱，而不是从其代表的自然物体上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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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让亚里士多德尤其困扰。第一件事是，这个过程让每项人类活动的恰当目的从属于赚钱这个附加目的。“有些人把所有技能或艺术都转化成了致富手段”，这种堕落的结果随处可见：医生只想着收费，士兵为钱而打仗，博学者以才智换取收入，技艺也跟着遭殃。亚里士多德以希腊德尔斐生产的刀为例，这是一种劣质产品，主要用途是切割。（与现代的沙发床情况类似。）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产品本身，产品的质量就有可能很差劲。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墨菲说过：如果通用汽车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生产汽车，那么，有品位的汽车爱好者最好别买通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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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件事是贪得无厌。如我们所见，使用价值有一个控制端，即美好生活，超越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之下，货币则没有这种控制端。作为一种纯粹的通用工具，它的用途就像人类的欲望一样五花八门，而且没有止境。如果财富有充分的理由从1000英镑增加到1万英镑，就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从1万英镑增加到10万英镑。当然，有形财产也可以无休止地积累，但这种行为要么是明显不理性的（如马科斯夫人），要么发出了一种信号，表明目标商品被当成了货币价值存储物。金钱是一种拥有多少都不嫌多的东西，原因很简单，“足够”这个概念在逻辑上不适用于金钱。世上存在完美的体魄和美满的幸福生活，但没有足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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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对不知足有所担忧，很多古希腊人也有同感。诗人兼立法者梭伦说过：“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但他最终却饿死了，这是一个牺牲使用价值来换取交换价值的典型案例。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作品《财富》（Wealth）聪明地诠释了相同的主题。切勒米路斯对财神普洛托斯说：“永远不会有人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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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的其他东西都有过剩的时候，比如爱、面包、文化、干果、荣誉、蛋糕、勇气、无花果、抱负、大麦面包、权力、汤等。但是，对钱却没有人有嫌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拥有8万德拉克马，他就会想要拥有10万德拉克马；一旦他得到了10万德拉克马，他又会说，除非拥有25万德拉克马，否则就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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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边无际和无限状态的存在持否定态度，是包括天文学和数学在内的古希腊思想的一般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完美的天体，星星做的一定是圆周运动，也就是有限的运动。毕达哥拉斯非常讨厌无理数。古希腊人没有发现无止境的工作和无穷欲望的浪漫，他们绝不是浮士德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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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希腊哲学家对“需要”的解释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坚持认为“欲望”应以“需要”为限。锡诺帕的第欧根尼是一个极端案例，他是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学派成员，住在一个木桶里，当看到一个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接水喝后，他把自己唯一的碗也扔了。（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时，第欧根尼答道：“我希望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伊壁鸠鲁与第欧根尼是同时代的人，但伊壁鸠鲁是一个更温和的禁欲者。与其说他是素食者和禁酒者，还不如说他是“美食家”，他告诫人们说，快乐不在于欲望的满足，而在于将其减少到绝对最小值。他的信徒们聚集在花园里对话和学习，远离市场的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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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富人的藐视从古希腊传到了古罗马，这种藐视与上一章提及的罗马共和国的简朴传统相契合。对贪婪、奢侈以及性无节制的谴责，成为攻击富人的一种标准武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激昂地抨击守财奴：“无论酷暑，还是严冬、大火、海洋和刀剑，都不能阻止你获利。直到你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否则什么也拦不住你。”罗马各个学派的哲学家都赞同节俭；同时，不具备哲学思想的人受到禁奢令的制约。正如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一旦吃饱就不再吃，我们还必须训练自己一旦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就停止积累，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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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哲学家会如何理解现代的困境？他们不会对贪婪和挥霍的个案感到吃惊，因为古代世界也有像迈达斯和克罗伊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对欲望激发出的活力感到吃惊，这在古代世界也存在，只不过规模较小。但是，如果看到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看作邪恶的变形，而是把它们看作社会机制中正常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看作生命力的标志时，他们一定会诧异至极。亚里士多德认为不知足只是一种个人的恶行，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把政治上精心设计的集体不知足称为“增长”。正如法国哲学家伯特兰·德·儒弗内尔形容的那样，“永远想要更多”的文化给亚里士多德留下了道德和政治疯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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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一解释具有争议性。我们走到今天，遵从所谓的“原始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在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有一条鸿沟。参见斯科特·米克尔的《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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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的说法非常契合亚里士多德的叙述，这并非偶然，因为马克思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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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古代欧洲和古代亚洲的金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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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原因，亚里士多德经常被人视为推崇奴隶制寡头政治的思想家。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恰恰反映了它所形成的时间和地点。它没有给自然之乐、孤独之乐、艺术创作之乐或宗教狂热留出空间，而这些都是基督教和浪漫主义教导我们应该欣赏的东西。当然，它是专属于希腊绅士的，妇女、野蛮人和奴隶则被排除在外。这种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解，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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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评价都很有道理，但也忽略了他思想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可能是狭隘的，但是，美好生活的确存在，而且金钱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工具，他的这两个假设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明共有的，并非西方文明所独有。通过严格阐释这两个假设，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智识架构，使之能够广泛地适应不同的道德理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都可以应用这个架构，甚至在与西方文明差异很大的古印度和古中国，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架构。虽然有如此巨大的共识，但我们却热衷于把积累当成目的，而且为积累而积累，这很反常。因此，有些事情需要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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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诞生表明经济态度的转变，而非革命。基督要求教徒们考虑田野中的百合，这被视为对贪婪和奢侈的道德谴责。基督徒有别于他们的异教祖先，只是因为他们把弃世作为一个集体项目，而不是个人的独立行为。“兄弟之爱”取代了“自给自足”，成为弃世的动机。基督徒认为，穷人是“大地的继承者”，因而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怜爱；金钱是“不义之财”，因而对它有一种恐惧。毕竟，正是金钱诱使犹大背叛了基督。这种反商业主义正好属于古典主义和犹太教道德情操的正常范围，基督教真正的新奇之处在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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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古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元论上，二元论指的是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正如我们所见，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是古代辩论的核心内容。现在，沉思生活获得了绝对领先的地位，它与禁欲主义是一致的，而世俗的积极生活则退居次席。同时，工作仍然是地位卑下的“第三等级”的职责。中世纪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假设，即某种生活方式是美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不再需要工作的生活方式。它与古代世界的唯一差异在于，中世纪武断地确立了到底什么才是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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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之间的这种连续性的存在，使得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于13世纪早期通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传回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时，人们已经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要接受它们了。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一书里，有一段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文字。圣托马斯·阿奎纳写道：“因为物质有助于达成目的，因此，人们渴望得到物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只要这种欲望被限定在既定目的的容许范围内，就没有什么过错。贪婪超过了这些限制，因而有罪。”不用说，这位“天使博士”在“目的”的概念上与亚里士多德大相径庭，因此，需要有一种不同（但差异也不太大）的商品概念来支持它。但从结构上讲，这两种解释是相同的。它们都认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目的对财富的追求施加了限制，也都认识到人性中的强大力量有超过这些限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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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高利贷的谴责俘获了中世纪人的心。他论证的核心是一个文字游戏：利息之所以被称为利息，是因为它是金钱的后代。但因为金钱天生不能生育，这使得它的后代既不自然，又令人憎恨。对于神学来说，这种把利息描述成有某种魔鬼血统的说法是无法抗拒的。在12世纪格兰西所著的《教会法汇要》中，有一段文字堪称典型：“借助高利贷最卑鄙狡猾的设计，黄金不断地产出黄金。永远不会满足，贪心没有尽头。”放高利贷通常被视为与变态性行为同等恶劣的罪行，但丁把犯这两种罪的人置于地狱的第7层。同时，代表贪婪和放高利贷的人物形象也出现了，他们通常是身材矮胖的男人，冷酷无情，手握钱袋，通常是鹰钩鼻，有时还会排泄出硬币。这些形象的确很怪异，但不失为一种真实的心理反应。古往今来，艺术家、作家将金钱的生产力和子宫的繁殖力进行类比。在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中，迈达斯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黄金。于是，他唯一的“后代”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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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考虑修辞学，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基本倾向与商业是调和的。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个伟大时期，教会也无力制约它。关于高利贷和公平价格的教义逐渐受到限制和弱化，最终被废止。但是，跟新教教会不同，天主教教会从未完全放弃让经济活动从属于一个更高目的的计划。马克斯·韦伯写道：“这种为获取财富而获取财富的行动实际上是可耻的，它之所以被容忍存在，只因为它是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必需品。”如佛罗伦萨主教圣安东尼所说，直到今天，财富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财富而活，这个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经济秩序仍是天主教经济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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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印度，人们不会对美好生活进行纯粹世俗的讨论，在它的文化里，道德问题和礼制、宗教问题没有严格的区别。[14]然而，婆罗门的古代法典《法经》（Dharmasutras）却清晰地表达了古印度人对财富和贸易的态度，而且与我们前面所述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态度并无不同。《法经》阐述了生命的三个目标：法律、财富和快乐。三者都很好，但层次不同：法律高于财富，财富高于快乐。“当法律和利润发生冲突时，选择利润”的人便要接受严厉的惩罚来赎罪。把玩弄法律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也十分恶劣。经文写道：“让他为世俗的利益而不遵守法律吧，要是那样的话，在丰收之时法律也不会结出果实。一个人栽种一棵杧果树，除了可以得到果实，他还得到了阴凉和芳香。同样，如果一个人守法，那么他会获得其他好处。即便未获得其他好处，至少也不会危害法律。”这让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话：有些人把所有技能或艺术都转变成致富手段。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法经》也渴望保护更高目标的完整性，以对抗金钱的能力——一种可以让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进行交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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