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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古代社会,“如何过得最好”这个问题是道德辩论的核心。其答案从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提出的政治行动主义,到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哲学寂静主义,不一而足。亚里士多德对此辩论的主要贡献是一种调和性观点。对于公民道德和军人荣誉,他慷慨至极,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哲学一方,那是一种充满欢乐的生活方式,“纯洁和稳固得令人惊讶”。(亚里士多德显然对现代哲学一无所知。)然而,重要的不是这场辩论的细节,而是所有参与者都同意以下两个假设。第一,如果不考虑品位或信念,某种生活方式会比其他的生活方式更好。第二,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有闲暇的生活方式。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工作完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他们连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都没有。只有不具备外在目的性的活动才可以进入备选名单,首当其冲的便是哲学和政治,它们都是非工具性表达。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看法将作为遗产而长期留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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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生活不仅需要卓越的品质和才智,比如勇敢、节制、慷慨和智慧等,还需要某些必不可少的“外部商品”。“除非获得必需品,没有人能过得很好,甚至无法存活。”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必需品包括:耕地、种地的奴隶、住房、衣服和家具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是“使用价值”。至于这些使用价值确切的种类和数量,则取决于生活方式的要求。政治生活的必需品较多,而哲学生活的必需品较少。但是,正如苏格拉底的那些“苦行僧”追随者所说,没有哪种形式的美好生活是完全无须这些使用价值的。无论简朴或豪华,任何形式的美好生活都对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人一般只需要一定数量的衣服、床和房子等,如果超过这一限度后继续囤积,比如伊梅尔达·马科斯有2700双鞋子,那绝对是疯狂的行为。一个正直和有节制的人只需要购买能使他过上美好生活的东西,然后就会停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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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使用价值,财产还有另一种价值,我们再次借用马克思的说法,称其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让亚里士多德很困惑。[13]使用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无法做比较。床和猪以迥然相异的方式有助于人们过上美好生活:一个是睡眠用具,另一个是食物。这张床可能比那张床好,但要说一张床比一头猪好显然是不可行的,更不用说好5倍了。然而,如果我们用一张床交换一头猪,或以货币衡量它们的价值,这就相当于我们预先设定了一个共同的衡量方式。这种从“不等”到“相等”的转换是亚里士多德始终都没有解开的谜。交换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丑行,违反了事物性质的唯一性,许多后来的思想家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哀叹道,这是“生活的具体价值沦落为货币的媒介价值”。凯恩斯也是一个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派分子,他认为“商店就是商店,而不只是九九乘法表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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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交换”让亚里士多德备感烦恼,但他并没有激进到直接谴责它。他接受自己提出的交换是“获得财富的天然艺术”这种说法,即把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供应给家庭和国家。但是,当这种获得财富的天然方式遇见另一种非天然方式时,问题就产生了。货币是伊甸园中的毒蛇,因为它让人联想到一种可能性:购买商品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卖掉它们以获得更多商品,这是以物易物者所不知道的事情。货币原本只是一种交换工具,但它很快就成为自身的一个目标,而使用价值却沦为工具。房子、农田和器具的真正使用价值被剥夺,被转化成众多中立的货币价值存储物。工具变为目的,目的变为工具,这种颠倒的状况随着高利贷的出现达到极致,因为它“以钱赚钱,而不是从其代表的自然物体上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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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让亚里士多德尤其困扰。第一件事是,这个过程让每项人类活动的恰当目的从属于赚钱这个附加目的。“有些人把所有技能或艺术都转化成了致富手段”,这种堕落的结果随处可见:医生只想着收费,士兵为钱而打仗,博学者以才智换取收入,技艺也跟着遭殃。亚里士多德以希腊德尔斐生产的刀为例,这是一种劣质产品,主要用途是切割。(与现代的沙发床情况类似。)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产品本身,产品的质量就有可能很差劲。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墨菲说过:如果通用汽车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生产汽车,那么,有品位的汽车爱好者最好别买通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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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件事是贪得无厌。如我们所见,使用价值有一个控制端,即美好生活,超越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之下,货币则没有这种控制端。作为一种纯粹的通用工具,它的用途就像人类的欲望一样五花八门,而且没有止境。如果财富有充分的理由从1000英镑增加到1万英镑,就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从1万英镑增加到10万英镑。当然,有形财产也可以无休止地积累,但这种行为要么是明显不理性的(如马科斯夫人),要么发出了一种信号,表明目标商品被当成了货币价值存储物。金钱是一种拥有多少都不嫌多的东西,原因很简单,“足够”这个概念在逻辑上不适用于金钱。世上存在完美的体魄和美满的幸福生活,但没有足够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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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对不知足有所担忧,很多古希腊人也有同感。诗人兼立法者梭伦说过:“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传说中的迈达斯国王被赋予点石成金的魔力,但他最终却饿死了,这是一个牺牲使用价值来换取交换价值的典型案例。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作品《财富》(Wealth)聪明地诠释了相同的主题。切勒米路斯对财神普洛托斯说:“永远不会有人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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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的其他东西都有过剩的时候,比如爱、面包、文化、干果、荣誉、蛋糕、勇气、无花果、抱负、大麦面包、权力、汤等。但是,对钱却没有人有嫌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拥有8万德拉克马,他就会想要拥有10万德拉克马;一旦他得到了10万德拉克马,他又会说,除非拥有25万德拉克马,否则就白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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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边无际和无限状态的存在持否定态度,是包括天文学和数学在内的古希腊思想的一般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完美的天体,星星做的一定是圆周运动,也就是有限的运动。毕达哥拉斯非常讨厌无理数。古希腊人没有发现无止境的工作和无穷欲望的浪漫,他们绝不是浮士德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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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古希腊哲学家对“需要”的解释千差万别,但他们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坚持认为“欲望”应以“需要”为限。锡诺帕的第欧根尼是一个极端案例,他是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学派成员,住在一个木桶里,当看到一个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接水喝后,他把自己唯一的碗也扔了。(当亚历山大大帝问他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时,第欧根尼答道:“我希望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伊壁鸠鲁与第欧根尼是同时代的人,但伊壁鸠鲁是一个更温和的禁欲者。与其说他是素食者和禁酒者,还不如说他是“美食家”,他告诫人们说,快乐不在于欲望的满足,而在于将其减少到绝对最小值。他的信徒们聚集在花园里对话和学习,远离市场的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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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富人的藐视从古希腊传到了古罗马,这种藐视与上一章提及的罗马共和国的简朴传统相契合。对贪婪、奢侈以及性无节制的谴责,成为攻击富人的一种标准武器。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激昂地抨击守财奴:“无论酷暑,还是严冬、大火、海洋和刀剑,都不能阻止你获利。直到你成为世上最富有的人,否则什么也拦不住你。”罗马各个学派的哲学家都赞同节俭;同时,不具备哲学思想的人受到禁奢令的制约。正如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一旦吃饱就不再吃,我们还必须训练自己一旦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就停止积累,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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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代哲学家会如何理解现代的困境?他们不会对贪婪和挥霍的个案感到吃惊,因为古代世界也有像迈达斯和克罗伊斯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对欲望激发出的活力感到吃惊,这在古代世界也存在,只不过规模较小。但是,如果看到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看作邪恶的变形,而是把它们看作社会机制中正常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看作生命力的标志时,他们一定会诧异至极。亚里士多德认为不知足只是一种个人的恶行,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把政治上精心设计的集体不知足称为“增长”。正如法国哲学家伯特兰·德·儒弗内尔形容的那样,“永远想要更多”的文化给亚里士多德留下了道德和政治疯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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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一解释具有争议性。我们走到今天,遵从所谓的“原始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在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有一条鸿沟。参见斯科特·米克尔的《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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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的说法非常契合亚里士多德的叙述,这并非偶然,因为马克思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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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古代欧洲和古代亚洲的金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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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原因,亚里士多德经常被人视为推崇奴隶制寡头政治的思想家。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恰恰反映了它所形成的时间和地点。它没有给自然之乐、孤独之乐、艺术创作之乐或宗教狂热留出空间,而这些都是基督教和浪漫主义教导我们应该欣赏的东西。当然,它是专属于希腊绅士的,妇女、野蛮人和奴隶则被排除在外。这种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社会秩序所做的辩解,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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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评价都很有道理,但也忽略了他思想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可能是狭隘的,但是,美好生活的确存在,而且金钱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工具,他的这两个假设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文明共有的,并非西方文明所独有。通过严格阐释这两个假设,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智识架构,使之能够广泛地适应不同的道德理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都可以应用这个架构,甚至在与西方文明差异很大的古印度和古中国,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架构。虽然有如此巨大的共识,但我们却热衷于把积累当成目的,而且为积累而积累,这很反常。因此,有些事情需要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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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诞生表明经济态度的转变,而非革命。基督要求教徒们考虑田野中的百合,这被视为对贪婪和奢侈的道德谴责。基督徒有别于他们的异教祖先,只是因为他们把弃世作为一个集体项目,而不是个人的独立行为。“兄弟之爱”取代了“自给自足”,成为弃世的动机。基督徒认为,穷人是“大地的继承者”,因而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怜爱;金钱是“不义之财”,因而对它有一种恐惧。毕竟,正是金钱诱使犹大背叛了基督。这种反商业主义正好属于古典主义和犹太教道德情操的正常范围,基督教真正的新奇之处在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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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古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元论上,二元论指的是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正如我们所见,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是古代辩论的核心内容。现在,沉思生活获得了绝对领先的地位,它与禁欲主义是一致的,而世俗的积极生活则退居次席。同时,工作仍然是地位卑下的“第三等级”的职责。中世纪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假设,即某种生活方式是美好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不再需要工作的生活方式。它与古代世界的唯一差异在于,中世纪武断地确立了到底什么才是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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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之间的这种连续性的存在,使得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于13世纪早期通过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传回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时,人们已经在心理上做好准备要接受它们了。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一书里,有一段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文字。圣托马斯·阿奎纳写道:“因为物质有助于达成目的,因此,人们渴望得到物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只要这种欲望被限定在既定目的的容许范围内,就没有什么过错。贪婪超过了这些限制,因而有罪。”不用说,这位“天使博士”在“目的”的概念上与亚里士多德大相径庭,因此,需要有一种不同(但差异也不太大)的商品概念来支持它。但从结构上讲,这两种解释是相同的。它们都认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目的对财富的追求施加了限制,也都认识到人性中的强大力量有超过这些限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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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高利贷的谴责俘获了中世纪人的心。他论证的核心是一个文字游戏:利息之所以被称为利息,是因为它是金钱的后代。但因为金钱天生不能生育,这使得它的后代既不自然,又令人憎恨。对于神学来说,这种把利息描述成有某种魔鬼血统的说法是无法抗拒的。在12世纪格兰西所著的《教会法汇要》中,有一段文字堪称典型:“借助高利贷最卑鄙狡猾的设计,黄金不断地产出黄金。永远不会满足,贪心没有尽头。”放高利贷通常被视为与变态性行为同等恶劣的罪行,但丁把犯这两种罪的人置于地狱的第7层。同时,代表贪婪和放高利贷的人物形象也出现了,他们通常是身材矮胖的男人,冷酷无情,手握钱袋,通常是鹰钩鼻,有时还会排泄出硬币。这些形象的确很怪异,但不失为一种真实的心理反应。古往今来,艺术家、作家将金钱的生产力和子宫的繁殖力进行类比。在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中,迈达斯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黄金。于是,他唯一的“后代”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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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考虑修辞学,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基本倾向与商业是调和的。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个伟大时期,教会也无力制约它。关于高利贷和公平价格的教义逐渐受到限制和弱化,最终被废止。但是,跟新教教会不同,天主教教会从未完全放弃让经济活动从属于一个更高目的的计划。马克斯·韦伯写道:“这种为获取财富而获取财富的行动实际上是可耻的,它之所以被容忍存在,只因为它是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必需品。”如佛罗伦萨主教圣安东尼所说,直到今天,财富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财富而活,这个服务于人类目的的经济秩序仍是天主教经济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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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印度,人们不会对美好生活进行纯粹世俗的讨论,在它的文化里,道德问题和礼制、宗教问题没有严格的区别。[14]然而,婆罗门的古代法典《法经》(Dharmasutras)却清晰地表达了古印度人对财富和贸易的态度,而且与我们前面所述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家的态度并无不同。《法经》阐述了生命的三个目标:法律、财富和快乐。三者都很好,但层次不同:法律高于财富,财富高于快乐。“当法律和利润发生冲突时,选择利润”的人便要接受严厉的惩罚来赎罪。把玩弄法律作为获取财富的手段也十分恶劣。经文写道:“让他为世俗的利益而不遵守法律吧,要是那样的话,在丰收之时法律也不会结出果实。一个人栽种一棵杧果树,除了可以得到果实,他还得到了阴凉和芳香。同样,如果一个人守法,那么他会获得其他好处。即便未获得其他好处,至少也不会危害法律。”这让我们想起亚里士多德的话:有些人把所有技能或艺术都转变成致富手段。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法经》也渴望保护更高目标的完整性,以对抗金钱的能力——一种可以让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进行交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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