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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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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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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观察，它与我们迄今所见的任何一种美好生活都不同。金圣叹的文字没有反映哲学或宗教理想，也没有表达对自我完美或自我牺牲的追求，只是记录了一些并不连贯的幸福时刻，有些是慷慨的，有些是异想天开的，有些则完全是幸灾乐祸之举。直到两个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才教会西方人，让他们的思想自由自在和漫无目的地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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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所描写的体验花费很少，甚至无须花钱，这是它们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如果金圣叹描写的是喝熊掌汤或得到羊脂玉的快乐，那只会让我们感觉怪异。但是，他描写的是作为人会经历的基本且普遍的事情。跟享乐主义一样，道教也是一种简单快乐的哲学。它的典型代表是隐士，即离开社会，隐遁起来，写诗作画，或与友人一起喝茶。但是，隐士不是苦行者。渔夫和牧羊人可能会成为他画作中的点缀，但隐士绝对不会亲自从事这种卑微的工作。跟其他地方一样，在古代中国，乡村式的贫穷是用来冥想的，而不是用来亲身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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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对金钱腐化作用的讨论不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那样明确，但其态度被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表达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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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为重赏使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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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亚里士多德和《法经》一样，司马迁对金钱的能量感到震惊：它能让一切事务按照人的意图加以扭转。作为一名虔诚的儒家学者，当看到公共服务沦落到卖淫和打仗的地步，他感到格外沮丧。但同时，他似乎也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世界原本就是这样。他的讽刺语气反映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而没有改革者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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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文明都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都认为商业应完全服从于政治和沉思，但同时又担心商业会导致其他活动服从于它的目的。它们还认为，因贪财而崇拜金钱是一种精神失常。三种几乎完全独立的伟大文化之间竟然有这样的共识，因此，我们应该驻足思考。在关于人类善行的问题上，世界各地的观点不会都是错的。不管崇拜增长的人告诉我们什么，金钱本质上仍是我们享受美好生活事物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毕竟，牺牲健康、爱情和闲暇，只换来一捆纸或一串电脉冲信号，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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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正如阿马蒂亚·森近期提醒我们的那样，古代印度不缺乏世俗的智力生活，参见《好思辨的印度人》，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年。印度在数学、天文、形而上学和逻辑上取得重要成就，并拥有从非宗教角度撰写的管理论文。但是，相对于理论和政治思想而言，道德仍与神话和礼制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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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法经》在利息问题上有分歧。阿帕斯檀跋、巨德哈亚娜和殊胜等学派的法经禁止收取利息，但乔达摩的法经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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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佛教通常被视为古代中国的第三类传统教义，但从其对整个文化的影响力来看，它可以和道教归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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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美好生活的梦想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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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残留一些反响，但美好生活的概念已不再是西方世界公众讨论的话题。政治人物会用选择、效率或权利的保护来自圆其说，但他们不会说“我认为这项政策会使人民过上充实、文明的生活”。私底下的讨论，往往是人云亦云。当老师要求学生们思考道德或审美问题时，学生们却对老师说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且口气傲慢、令人讨厌，有多少老师会碰到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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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它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从所有的禁锢中释放出人们贪婪的本能。如果没有美好生活这回事儿，获取财富就没有绝对目标，而只有相对目标，即与其他目标相比“一样多”或“更多”；既然相对目标要与其他人共享，它必然在我们向前抓取它时远远地躲开。假设有两个人朝某个城镇走去，却迷路了。虽然他们还在继续向前走，但现在的目标却成了走到另一个人的前方。这正是我们当下处境的写照。所有的内在目标消失，只留给我们两个选择：走在前面，或落在后面。为位置而争是我们的宿命，如果可以选择，最好是处于领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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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美好生活概念的黯然失色呢？在上一章，我们对“邪恶动机因结果良好而被允许”这一思想进行了追本溯源。我们也查阅过曼德维尔、歌德、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凯恩斯等的作品，他们都毫不含糊地认为“邪恶的动机的确是邪恶的”。他们可能促使别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公平的是不正当的，不正当的是公平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产生了两种思想体系——现代自由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取得了胜利，合力侵蚀了“公平”与“不正当”的含义。这两种思想体系实际上垄断了公众的言论，迫使古老的道德传统边缘化，成了反文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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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约翰·罗尔斯出版《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自那以后，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关于良善的对立概念之间存在中立。[17]他们声称，国家不应对这种或那种道德观有所偏向，而应该让公民自由地追随自己道德感的引领，这样才能与其他的自由权相协调。当然，这种哲学理念不可能被普遍付诸实施。法国对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态度就不中立，任何自由的国家也不会以中立的态度对待海洛因。但是，从辩论的层面上看，罗尔斯式的理想胜利了。今天，即使政策带有明显的家长作风，也会有人替它辩护，说它们有助于人们做出选择，或阻止对第三方的伤害。比如，色情作品之所以被禁止传播，是因为它利用了女性或刺激男性强奸女性，这种理由令人半信半疑，而它真正的恶劣之处——低级趣味——却无人提及。在此，跟在其他领域的影响一样，中立原则对公众讨论产生了寒蝉效应，将原本的道德辩论变成了次要且无益的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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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立的原则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至于我们会忘了它具有革命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学说倡导的基本上是包容原则，而非中立原则。二者的区别是显著的。包容不仅意味着没有偏见，更宣扬一种积极的伦理德性：克制、平静、愉悦和对隐私的尊重。包容不排斥公众对某种道德或宗教教义的偏爱，它只强调竞争对手应该得到关心和尊敬。最后，包容不需要容忍不可忍受之人或事，而中立则必须贯彻始终。在对待恋尸癖和新纳粹等问题上，包容的国家不会像中立的国家一样陷入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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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容立场到中立立场的转变，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自由新教教义的衰落，它曾是包容文化的支柱。第二个是道德和文化越来越多样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向大批的非白人、非基督徒移民敞开大门，而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受到黑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冲击。由于这些变化，无论多小或只是象征性的，只要对一种宗教或文化传统公开表示偏好，就会被认为有失人格。讽刺的是，对中立的需求除了来自少数族群，还来自带有愧疚感的昔日精英，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喜欢生活在容许竞争对手忏悔的文化中，而不是生活在公平但专制的世俗主义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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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众生活的去道德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和商学院几乎都开设了这门课。如果不算粗略地加以概括，你会发现经济学家们刻意避免就“欲望”发表意见。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写道：“评论想得到更多食物的合理性，以及想得到更高档汽车的贪婪，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快地表明一个人在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不足了。”至少在一定限度内，经济学家都会赞成满足欲望。至于欲望本身，他们则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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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特质是这门学科的产物，该学科起源于经验主义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反抗。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是这场反抗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写道：“过去的哲学家徒劳地探究至善是存在于财富、肉体欢愉，还是美德或沉思中，这就好比争辩苹果、李子或坚果，哪种最好吃。”洛克谨慎地承认，天堂和地狱的存在让我们对善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又补充道，若非如此，没有哪种生活方式会优于其他生活方式。在“欲望已知性”的口号下，这种怀疑主义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主流经济学。欲望已不再是一支会中靶或脱靶的箭，它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无辜且无错。没有内心渴望的美好生活，只有一系列想要得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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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种现代之前的经济思想的楔石被移除，其他构件就会迅速坍塌。最先倒塌的是“需要”和“欲望”的区别。在古典经济学中，“需要”是客观的，指的是对生活或美好生活的需求。相较而言，“欲望”是一个心理现象，它存在于产生欲望之人的脑海里。“需要”和“欲望”是相互独立的：孩子生病需要吃药，他却不想吃药；爱书的人想买布莱克的书，但没有必要是第一版。乞丐谈论的是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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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美好生活的概念丢在一边，现代经济学就没必要再区分“需要”和“欲望”了。“阿瑟需要一件夹克”，这句话应被理解成“阿瑟需要一件夹克，是为了……”的简化版，省略号代表的是阿瑟的某些欲望。情急之下，经济学家也许不得不承认生存需要的存在，但他们可能也会补充说，即使这些需要也是以求生欲望（通常是可靠的）为前提条件的。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需要”解释为一种特殊的“欲望”，也就是那些对价格变化相对不敏感的“欲望”。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表达，即“缺乏价格弹性”。但这只是对“需要”这个概念的修正，而不是解释。海洛因缺乏价格弹性，但瘾君子并不“需要”海洛因。他们也许会谈论“需要打一针”，但除了当他们面临生命危险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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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需要”和“欲望”的区别的倒塌，继而倒塌的是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别。在传统意义上，“必需品”是生活或美好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除非获得必需品，否则人类不会有好的生活，甚至无法生存。”相反，“奢侈品”是人类想要但不需要的东西。此外，这两个词还承载着不同的道德含义：必需品是人必不可少的物品，即使它们不是最重要的；而奢侈品是一种选择，可能是使人腐化的额外物品。必需品永远不应该为奢侈品做出牺牲。但是，如果美好生活并不存在，那么“必需品”仅指比如食品和居所这样的维持生活所需的物品，或者是满足特定社会角色的物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传统上而非天生有别于奢侈品。坐头等舱出行是高级经理的必需品，却不是背包客的必需品。室内卫生间在今天的英国被视为必需品，但在50年前却没有人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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