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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经常被理解为偏爱乡村而非城市的生活。自从巴比伦和罗马时代以来,城市就被视为肮脏和罪恶的渊薮。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苏格拉底在雅典城墙之内找到了他想要的所有智慧,马克思则曾谈及乡村生活的愚昧。我们没有必要陷入这一古老的争论,双方都各有道理。然而,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现代城市的规模。18世纪的巴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个人走路只需要30分钟就可置身于农田。而若生活在现代的巴黎,他却要走6个小时才能出城。城市让人感觉不舒服,并且渴望回归大自然,城市规模就是这种典型的现代人情感的来源。城市过度拥挤对人的行为和情绪会产生不良影响,心理学家对此有完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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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废弃现代城市吗?以目前的人口密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只会将乡村转变成一个大型郊区。但是,我们应该努力确保城市不与其周围的农村完全疏离。几千年来,当地的食物市场是城镇和乡村之间联系的纽带。现在,这些市场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是地域感和季节感。现代英国的美食家可以用世界各国的美食来刺激他们的味蕾,比如日本的天妇罗、中国四川的辣椒、摩洛哥的蒸粗麦粉等,但这些食物全都与其原有环境脱离开来。疏远大自然是消费者选择导致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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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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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古希腊语词汇philia的不恰当翻译,philia可以理解成友爱、友情,包括所有健康的亲情和友情关系。在我们看来,父亲、配偶、老师和同事可能都是朋友。家庭关系无从选择,而友谊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仔细查看,家庭关系和友谊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清楚。所有家庭关系都存在选择的问题,超过某一时点,一个女性必定是母亲或姐姐,而所有深厚的非家庭关系都具有一种约束力,常常借助表示家庭关系的措辞来表达,比如结拜兄弟、院长等。家庭和其他私人关系在结构和重要性上因文化而异,但对于任何可以想到的美好生活而言,这样的关系显然必不可少。亚里士多德曾表示:“即使拥有其他更美好的事物,也没有人会选择不要朋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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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谈论友谊,而不是近几十年来十分流行的社群呢?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东西。社群的概念已被滥用,社群的利益被视为凌驾于其成员的利益之上。而“友谊”这个词就不会被这样滥用。我和保罗的友谊显然代表了我和保罗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会像鬼魂一样漂浮在我们上方,也不会有其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如果我们能学会用这种方式把社群看作由众多朋友组成的网络,它就会摆脱掉“政治迫害的源头”这样的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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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对待友谊非常认真。在对这个主题的经典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区分为功利性友谊(基于一致的利益)和快乐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乐趣)。只有视对方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真正的友谊才会存在,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关系只可能出现在有德行的人之间,他们能够相互关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能为彼此提供什么。友谊既是私人关系,又有政治含义。它将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并延伸至整个城邦的公民。友谊是“国家的至善之物,也是防止公民暴动的最好办法”。在现代人听来,这些话很奇怪。我们已经习惯性地把国家当作自私自利的个体的组合,把友谊看作纯粹的私人关系,并且不具有政治意义。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友谊的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国家不“只是一个社会……它是为了防止共同犯罪和交换而建立的”。它是“共度圆满且自给自足生活的家庭和村庄的结合体,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为幸福和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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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孔子早已分享了他对个人关系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看法,比亚里士多德还早150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孔子的侧重点是对权威的顺从,而非进行利益共享。亚里士多德把家庭纳入更广的友谊范畴之下,而孔子则把家庭单独列出来,加以特别称赞。“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今天,我们仍可见到这些态度上的差异。西方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视他们的父母为狭义上的“朋友”,而在中国,亲子关系则代表终其一生的彼此关爱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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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根本不涉及经济利益,但它有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饥荒时,社会信任感淡薄。如果经济持续出现结构调整、裁员和外包,这将不利于深层和长久关系的建立。美国作家罗伯特·帕利亚里尼写道:“你需要在生活中摆脱耗费你精力的事情,并用能带给你正能量的东西取而代之。”这句话被无数的自助书籍和网站反复引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怀着给自己“带来活力”这种明确的目的而结交的朋友,根本不算真正的朋友,而只是功利性的朋友。虽然如此,不难看出,在一个视自主性和流动性重于其他几乎所有元素的文化中,它仍是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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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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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词语体系中,闲暇与放松以及休息同义。但是,闲暇还有另外一个更古老的含义,即它不只是下班后的休闲时间,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非为其他事情。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这样描述他的朋友库尔特·里茨勒:“他的思维活动的特点是高雅且认真地利用休闲时间,而不是忍受工作的折磨。”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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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闲暇与普通意义上的闲暇,并不相关。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从事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即便有偿的工作也可算作闲暇。(即使不挣钱,或做其他事情挣钱更多,许多作家仍会继续写作。)相反,在我们看来,许多“休闲活动”名不副实,要么是因为它们借助了器械,比如为了减肥玩壁球,要么是因为它们太消极,以至于根本不算休闲活动。在我们看来,判断闲暇的标准不是不认真或不费力,而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因此,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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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认识到了闲暇的重要性。亚伯拉罕诸教设定每周一个安息日或休息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算不上真正的闲暇,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祈祷,而不是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对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适合于自由民,后者适合于工人和奴隶。在日本江户时代,对休闲意识的培养被提升到了最高境界。几个世纪的和平使他们的传统职业无用武之地,于是,封建贵族转而追求生活的艺术,把比如洗澡、喝茶这样的日常活动改变成精致的仪式。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视日本为第一个成功的后历史社会,他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们希望“日本和西方世界最近开始的相互影响,最终不会导致日本人再度野蛮,而是将西方人‘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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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闲暇是一种基本元素?很明显,原因在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其他事情,这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其结果也是徒劳的。闲暇是更高级的思考和文化的源泉,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观察这个世界,仔细思考其显著特征和轮廓。约瑟夫·皮珀写道:“当我们真的让自己的心智沉静下来,思考含苞的玫瑰、玩耍的孩子和神圣的秘密时,我们好似经历了一次无梦的睡眠,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苏醒过来。只有在这些宁静的时刻,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因何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才会造访人类的灵魂。”没有闲暇,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而只有马塞尔·拉博德瑞所说的那种机械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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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闲暇的概念似乎曲高和寡,但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在公园里踢足球、自己制作家具、与朋友一起弹吉他,所有需要技能而且积极参与的娱乐活动都是闲暇。重要的不是活动需要多高的知识水平,而是活动本身“没有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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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经济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减少劳作,范围不仅包括有偿工作,还包括所有必要的活动,比如上下班和家务劳动,但不包括为工作而工作的有偿劳动,比如专心致志的作家和工匠的工作。当工作占据一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只用于睡觉和休息时,那他不可能有闲暇时间。“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勤勉和品位。当我们最需要交谈、跳舞和音乐制作等古老的生活艺术时,它们却在衰退,这即使不令人吃惊,也颇为讽刺。如果经济的目标是使商品产量最大化,那么它往往产出的是制造出来的闲暇,而非自主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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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受过教育的人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在进行每种探索时力求精确,但会控制在这个主题的性质所允许的精确程度范围内。”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克里斯托弗·罗和萨拉·布罗迪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据说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粗略的正确比精准的错误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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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研究老年病的医学家奥布里·德格雷声称,我们很快就能享受数千年的健康生活。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家盖伊·布朗的话则相对冷静,“我们虽然延长了几年寿命,但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几年里,生活质量却很差。”我们的目标不是催人赶快走进坟墓,而是帮助他们优雅地变老。中国哲学家林语堂写道:“一个能庆祝81岁生日的人,实际上可以认为自己受到了老天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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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选自《为吾女祈祷》,叶芝,余光中译。——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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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们此处所说的“尊重”也可被称为“尊严”,在宗教讨论中尤其如此。我们更喜欢“尊重”这个词,因为它比较清楚地揭示了人际关系层面的含义。尊重是别人给予的,而尊严是自有的。不过,我们尊重一个人的前提条件是那个人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尊重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值得尊重的东西”可以被称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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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谢尔曼·麦考伊是汤姆·沃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中的“宇宙的主宰”,他的工资主要用于支付房租、学费等,失业几周后他就成了一个穷光蛋。实际上,他是工资的奴隶,即便他的工资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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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基本元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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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是基本元素,实现了所有这些元素的生活就是一种美好生活。当然,“实现”是一个模糊用词。“实现”的尊重在尊重中占多大比重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包含大量内容,既有个人的,也有文化的。但是,如前所述,就一个模糊的问题来说,模糊的答案未必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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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肃的担忧源自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自我表达要求我放弃跟一个老朋友的友谊,该怎么办?如果享受闲暇要求我放弃自己通过致富赢得的尊重,该怎么办?这样的两难困境促使人们想到一定存在某个主元素,其他元素都可以归入这个主元素的不同方面。除非这种元素真的存在,否则厚此薄彼将会丧失理性的基础。面对前途,我们却盲目地跳跃,这是像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者想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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