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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经常被理解为偏爱乡村而非城市的生活。自从巴比伦和罗马时代以来，城市就被视为肮脏和罪恶的渊薮。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苏格拉底在雅典城墙之内找到了他想要的所有智慧，马克思则曾谈及乡村生活的愚昧。我们没有必要陷入这一古老的争论，双方都各有道理。然而，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现代城市的规模。18世纪的巴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个人走路只需要30分钟就可置身于农田。而若生活在现代的巴黎，他却要走6个小时才能出城。城市让人感觉不舒服，并且渴望回归大自然，城市规模就是这种典型的现代人情感的来源。城市过度拥挤对人的行为和情绪会产生不良影响，心理学家对此有完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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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废弃现代城市吗？以目前的人口密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只会将乡村转变成一个大型郊区。但是，我们应该努力确保城市不与其周围的农村完全疏离。几千年来，当地的食物市场是城镇和乡村之间联系的纽带。现在，这些市场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是地域感和季节感。现代英国的美食家可以用世界各国的美食来刺激他们的味蕾，比如日本的天妇罗、中国四川的辣椒、摩洛哥的蒸粗麦粉等，但这些食物全都与其原有环境脱离开来。疏远大自然是消费者选择导致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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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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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古希腊语词汇philia的不恰当翻译，philia可以理解成友爱、友情，包括所有健康的亲情和友情关系。在我们看来，父亲、配偶、老师和同事可能都是朋友。家庭关系无从选择，而友谊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仔细查看，家庭关系和友谊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清楚。所有家庭关系都存在选择的问题，超过某一时点，一个女性必定是母亲或姐姐，而所有深厚的非家庭关系都具有一种约束力，常常借助表示家庭关系的措辞来表达，比如结拜兄弟、院长等。家庭和其他私人关系在结构和重要性上因文化而异，但对于任何可以想到的美好生活而言，这样的关系显然必不可少。亚里士多德曾表示：“即使拥有其他更美好的事物，也没有人会选择不要朋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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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谈论友谊，而不是近几十年来十分流行的社群呢？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东西。社群的概念已被滥用，社群的利益被视为凌驾于其成员的利益之上。而“友谊”这个词就不会被这样滥用。我和保罗的友谊显然代表了我和保罗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会像鬼魂一样漂浮在我们上方，也不会有其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如果我们能学会用这种方式把社群看作由众多朋友组成的网络，它就会摆脱掉“政治迫害的源头”这样的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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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对待友谊非常认真。在对这个主题的经典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区分为功利性友谊（基于一致的利益）和快乐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乐趣）。只有视对方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真正的友谊才会存在，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关系只可能出现在有德行的人之间，他们能够相互关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能为彼此提供什么。友谊既是私人关系，又有政治含义。它将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并延伸至整个城邦的公民。友谊是“国家的至善之物，也是防止公民暴动的最好办法”。在现代人听来，这些话很奇怪。我们已经习惯性地把国家当作自私自利的个体的组合，把友谊看作纯粹的私人关系，并且不具有政治意义。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友谊的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国家不“只是一个社会……它是为了防止共同犯罪和交换而建立的”。它是“共度圆满且自给自足生活的家庭和村庄的结合体，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为幸福和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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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孔子早已分享了他对个人关系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看法，比亚里士多德还早150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孔子的侧重点是对权威的顺从，而非进行利益共享。亚里士多德把家庭纳入更广的友谊范畴之下，而孔子则把家庭单独列出来，加以特别称赞。“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今天，我们仍可见到这些态度上的差异。西方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视他们的父母为狭义上的“朋友”，而在中国，亲子关系则代表终其一生的彼此关爱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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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根本不涉及经济利益，但它有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饥荒时，社会信任感淡薄。如果经济持续出现结构调整、裁员和外包，这将不利于深层和长久关系的建立。美国作家罗伯特·帕利亚里尼写道：“你需要在生活中摆脱耗费你精力的事情，并用能带给你正能量的东西取而代之。”这句话被无数的自助书籍和网站反复引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怀着给自己“带来活力”这种明确的目的而结交的朋友，根本不算真正的朋友，而只是功利性的朋友。虽然如此，不难看出，在一个视自主性和流动性重于其他几乎所有元素的文化中，它仍是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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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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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词语体系中，闲暇与放松以及休息同义。但是，闲暇还有另外一个更古老的含义，即它不只是下班后的休闲时间，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非为其他事情。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这样描述他的朋友库尔特·里茨勒：“他的思维活动的特点是高雅且认真地利用休闲时间，而不是忍受工作的折磨。”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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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闲暇与普通意义上的闲暇，并不相关。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从事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即便有偿的工作也可算作闲暇。（即使不挣钱，或做其他事情挣钱更多，许多作家仍会继续写作。）相反，在我们看来，许多“休闲活动”名不副实，要么是因为它们借助了器械，比如为了减肥玩壁球，要么是因为它们太消极，以至于根本不算休闲活动。在我们看来，判断闲暇的标准不是不认真或不费力，而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因此，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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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认识到了闲暇的重要性。亚伯拉罕诸教设定每周一个安息日或休息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算不上真正的闲暇，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祈祷，而不是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对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适合于自由民，后者适合于工人和奴隶。在日本江户时代，对休闲意识的培养被提升到了最高境界。几个世纪的和平使他们的传统职业无用武之地，于是，封建贵族转而追求生活的艺术，把比如洗澡、喝茶这样的日常活动改变成精致的仪式。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视日本为第一个成功的后历史社会，他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们希望“日本和西方世界最近开始的相互影响，最终不会导致日本人再度野蛮，而是将西方人‘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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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闲暇是一种基本元素？很明显，原因在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其他事情，这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其结果也是徒劳的。闲暇是更高级的思考和文化的源泉，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观察这个世界，仔细思考其显著特征和轮廓。约瑟夫·皮珀写道：“当我们真的让自己的心智沉静下来，思考含苞的玫瑰、玩耍的孩子和神圣的秘密时，我们好似经历了一次无梦的睡眠，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苏醒过来。只有在这些宁静的时刻，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因何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才会造访人类的灵魂。”没有闲暇，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而只有马塞尔·拉博德瑞所说的那种机械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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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闲暇的概念似乎曲高和寡，但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在公园里踢足球、自己制作家具、与朋友一起弹吉他，所有需要技能而且积极参与的娱乐活动都是闲暇。重要的不是活动需要多高的知识水平，而是活动本身“没有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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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经济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减少劳作，范围不仅包括有偿工作，还包括所有必要的活动，比如上下班和家务劳动，但不包括为工作而工作的有偿劳动，比如专心致志的作家和工匠的工作。当工作占据一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只用于睡觉和休息时，那他不可能有闲暇时间。“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勤勉和品位。当我们最需要交谈、跳舞和音乐制作等古老的生活艺术时，它们却在衰退，这即使不令人吃惊，也颇为讽刺。如果经济的目标是使商品产量最大化，那么它往往产出的是制造出来的闲暇，而非自主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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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受过教育的人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在进行每种探索时力求精确，但会控制在这个主题的性质所允许的精确程度范围内。”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克里斯托弗·罗和萨拉·布罗迪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据说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粗略的正确比精准的错误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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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研究老年病的医学家奥布里·德格雷声称，我们很快就能享受数千年的健康生活。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家盖伊·布朗的话则相对冷静，“我们虽然延长了几年寿命，但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几年里，生活质量却很差。”我们的目标不是催人赶快走进坟墓，而是帮助他们优雅地变老。中国哲学家林语堂写道：“一个能庆祝81岁生日的人，实际上可以认为自己受到了老天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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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选自《为吾女祈祷》，叶芝，余光中译。——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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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们此处所说的“尊重”也可被称为“尊严”，在宗教讨论中尤其如此。我们更喜欢“尊重”这个词，因为它比较清楚地揭示了人际关系层面的含义。尊重是别人给予的，而尊严是自有的。不过，我们尊重一个人的前提条件是那个人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尊重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值得尊重的东西”可以被称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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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谢尔曼·麦考伊是汤姆·沃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中的“宇宙的主宰”，他的工资主要用于支付房租、学费等，失业几周后他就成了一个穷光蛋。实际上，他是工资的奴隶，即便他的工资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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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基本元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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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是基本元素，实现了所有这些元素的生活就是一种美好生活。当然，“实现”是一个模糊用词。“实现”的尊重在尊重中占多大比重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包含大量内容，既有个人的，也有文化的。但是，如前所述，就一个模糊的问题来说，模糊的答案未必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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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肃的担忧源自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自我表达要求我放弃跟一个老朋友的友谊，该怎么办？如果享受闲暇要求我放弃自己通过致富赢得的尊重，该怎么办？这样的两难困境促使人们想到一定存在某个主元素，其他元素都可以归入这个主元素的不同方面。除非这种元素真的存在，否则厚此薄彼将会丧失理性的基础。面对前途，我们却盲目地跳跃，这是像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者想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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