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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闲暇与普通意义上的闲暇，并不相关。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从事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即便有偿的工作也可算作闲暇。（即使不挣钱，或做其他事情挣钱更多，许多作家仍会继续写作。）相反，在我们看来，许多“休闲活动”名不副实，要么是因为它们借助了器械，比如为了减肥玩壁球，要么是因为它们太消极，以至于根本不算休闲活动。在我们看来，判断闲暇的标准不是不认真或不费力，而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因此，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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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认识到了闲暇的重要性。亚伯拉罕诸教设定每周一个安息日或休息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算不上真正的闲暇，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祈祷，而不是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对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适合于自由民，后者适合于工人和奴隶。在日本江户时代，对休闲意识的培养被提升到了最高境界。几个世纪的和平使他们的传统职业无用武之地，于是，封建贵族转而追求生活的艺术，把比如洗澡、喝茶这样的日常活动改变成精致的仪式。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视日本为第一个成功的后历史社会，他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们希望“日本和西方世界最近开始的相互影响，最终不会导致日本人再度野蛮，而是将西方人‘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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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闲暇是一种基本元素？很明显，原因在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其他事情，这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其结果也是徒劳的。闲暇是更高级的思考和文化的源泉，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观察这个世界，仔细思考其显著特征和轮廓。约瑟夫·皮珀写道：“当我们真的让自己的心智沉静下来，思考含苞的玫瑰、玩耍的孩子和神圣的秘密时，我们好似经历了一次无梦的睡眠，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苏醒过来。只有在这些宁静的时刻，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因何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才会造访人类的灵魂。”没有闲暇，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而只有马塞尔·拉博德瑞所说的那种机械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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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闲暇的概念似乎曲高和寡，但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在公园里踢足球、自己制作家具、与朋友一起弹吉他，所有需要技能而且积极参与的娱乐活动都是闲暇。重要的不是活动需要多高的知识水平，而是活动本身“没有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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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经济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减少劳作，范围不仅包括有偿工作，还包括所有必要的活动，比如上下班和家务劳动，但不包括为工作而工作的有偿劳动，比如专心致志的作家和工匠的工作。当工作占据一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只用于睡觉和休息时，那他不可能有闲暇时间。“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勤勉和品位。当我们最需要交谈、跳舞和音乐制作等古老的生活艺术时，它们却在衰退，这即使不令人吃惊，也颇为讽刺。如果经济的目标是使商品产量最大化，那么它往往产出的是制造出来的闲暇，而非自主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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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受过教育的人有一个标志，那就是在进行每种探索时力求精确，但会控制在这个主题的性质所允许的精确程度范围内。”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克里斯托弗·罗和萨拉·布罗迪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据说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粗略的正确比精准的错误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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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研究老年病的医学家奥布里·德格雷声称，我们很快就能享受数千年的健康生活。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家盖伊·布朗的话则相对冷静，“我们虽然延长了几年寿命，但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几年里，生活质量却很差。”我们的目标不是催人赶快走进坟墓，而是帮助他们优雅地变老。中国哲学家林语堂写道：“一个能庆祝81岁生日的人，实际上可以认为自己受到了老天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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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选自《为吾女祈祷》，叶芝，余光中译。——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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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们此处所说的“尊重”也可被称为“尊严”，在宗教讨论中尤其如此。我们更喜欢“尊重”这个词，因为它比较清楚地揭示了人际关系层面的含义。尊重是别人给予的，而尊严是自有的。不过，我们尊重一个人的前提条件是那个人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尊重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值得尊重的东西”可以被称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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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谢尔曼·麦考伊是汤姆·沃尔夫的小说《虚荣的篝火》中的“宇宙的主宰”，他的工资主要用于支付房租、学费等，失业几周后他就成了一个穷光蛋。实际上，他是工资的奴隶，即便他的工资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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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基本元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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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是基本元素，实现了所有这些元素的生活就是一种美好生活。当然，“实现”是一个模糊用词。“实现”的尊重在尊重中占多大比重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包含大量内容，既有个人的，也有文化的。但是，如前所述，就一个模糊的问题来说，模糊的答案未必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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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肃的担忧源自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自我表达要求我放弃跟一个老朋友的友谊，该怎么办？如果享受闲暇要求我放弃自己通过致富赢得的尊重，该怎么办？这样的两难困境促使人们想到一定存在某个主元素，其他元素都可以归入这个主元素的不同方面。除非这种元素真的存在，否则厚此薄彼将会丧失理性的基础。面对前途，我们却盲目地跳跃，这是像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者想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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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候选对象可以担任主元素这个角色，它们都在现代的道德文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个是幸福或功利，另一个是康德眼中的“善意”。但是，二者都让我们感觉不可取。幸福不能作为主元素的原因，我们在第4章已经做过概述，即它和美好生活是同义词，所以不能在几个基本元素中间进行仲裁。康德的善意也不能发挥主元素的作用，因为它太狭隘，无法包含我们在生活中珍惜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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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本元素有多个，缺一不可。我们有可能面临惨痛的两难选择，即其中一个基本元素必须为另一个基本元素做出牺牲。但是，这无须我们过度烦恼。对无法比较的目标加以权衡，并做出取舍，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应该放弃闲暇和沉思去追逐政治生涯吗？我应该继续打网球而放弃弹钢琴吗？当面临此类选择时，个人大多可以理性地做出最佳选择，而无须求助于某种普遍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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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元素有多个，会产生一种后果，即其中一个元素的不足不能被另一个元素的充裕所抵消。没有友谊或闲暇的生命缺少了某种特殊的东西，即使有再多的尊重也无法弥补。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等道德主义者对过度专业化提出警告的原因。一门心思专攻艺术或科学的一个小分支可能会令大众受益，但代价却是导致这位艺术家或科学家变得扭曲。当然，拥有全部基本元素的人也许会适当地追求其他更特殊的元素。我们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变成平庸的杂家，但是，一个人不管在某个领域多么成功，如果缺少健康、休闲、个性等基本元素，就算不上是过上了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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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人的首要目标是过上美好生活，那么，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在其权力范围内帮助全体公民过上美好生活。“在其权力范围内”这个限制条件很重要。健康和友谊多半掌握在命运手中，个性、尊重和闲暇等元素部分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不过，国家有一个重要且合法的角色，那就是创造物质条件，促使这些以及其他基本元素的繁荣兴旺。这些物质条件不仅包括国家财富的整体水平要达到一定程度，而且包括公正的分配、明智的公共开支等。其他元素则被个人和民间机构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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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国家就完全有资格去追求美丽、权力和宏伟了。虽然不是以生命、健康和幸福为目标，但凡尔赛宫和金字塔在文明体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义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足够论”，但它的根本思想是常识性的，即不应因追求奢华而牺牲需要。最终，当某个基本元素有很多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时，国家应该遵从其历史传统，选择实现所需的基本元素。印度和中国没有义务追随西方的做法，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和虐待动物要判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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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置增长于何处呢？显然，没有哪种理性的政策会把增长当成最终目的。“财富明显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基本元素，因为它虽然有用，却是为了别的事物而存在”，当亚里士多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是在重复常识。但是，即使增长本身不是目标，它仍然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有三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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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实现一个或多个基本元素的手段，增长或许值得追求。健康需要良好的食物和药品；闲暇需要劳作以外的时间；个性需要一个远离世俗的空间，即“商店后面的一间屋子”。太过贫穷以致无法实现这些元素的人们，就有各种理由渴望变得更富有。但是，在富裕社会，健康、闲暇和个性的物质条件早已具备，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利用它们。至于安全、尊重、友谊，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等元素，既不取决于财富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经济生活，以及其他经济因素。这些元素没有给我们提供增长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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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长或许可以作为衡量我们所珍惜的其他事物的一个指标，从而引起我们的兴趣。在2010年罗宾斯举办的系列讲座中，阿代尔·特纳表示，增长“不应该被当作经济政策的目标，而应被视为极有可能的结果……两种本身值得追求的事情的结果，其一是做选择的经济自由，其二是持续探索和变革的渴望”。换句话说，增长的作用就像心电图，它本身是对重要东西的琐碎的测量记录。但是，只有在增长和经济自由确实相关，并且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元素时，增长才能发挥作用。显然，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是一件好事（在我们看来，它是个性这个基本元素的一部分），其他事情也不错，但其中一些可能会抑制增长。[24]人们的工作有保障，并在闲暇上投入大量的时间，这样的社会也许经济发展缓慢。均衡的经济是否更偏爱增长，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不能事先假设：快速增长的经济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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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或许会因为短期的实际理由而追求增长。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增长自然会成为优先选择。但是，我们必须分清短期和长期。增长应该被视为一种“百忧解”，它可以让病人恢复健康，但不是一种持久的兴奋剂。遗憾的是，就像毒品一样，增长也会让人上瘾。因此，需要有技巧的经济政策，以防止短期的权宜之计成为终生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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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追求增长不仅对基本元素的实现没有帮助，还有可能会损害它们。基本元素本质上是不适合销售的，完全无法买卖。旨在使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往往会排斥这些基本元素，或用可销售的替代物取代它们，其结果就是我们常见的腐败。个性成为广告用语的一部分，大多数日用品的消费者被告知，这些商品可以“代表”或“定义”他们的身份。友谊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道德上的严肃关系，而成为享受闲暇的一种谋略。闲暇本身同样受制于生产的节约型逻辑，即体育、游戏和夜总会都致力于使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大的乐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写道：“市场渗透到最近还处在货币交换范畴之外的生活领域。它无情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任何东西都是商品或可能是商品，如果它还没有成为商品，它也应该被视同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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