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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置增长于何处呢?显然,没有哪种理性的政策会把增长当成最终目的。“财富明显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基本元素,因为它虽然有用,却是为了别的事物而存在”,当亚里士多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是在重复常识。但是,即使增长本身不是目标,它仍然是值得我们追求的,有三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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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为实现一个或多个基本元素的手段,增长或许值得追求。健康需要良好的食物和药品;闲暇需要劳作以外的时间;个性需要一个远离世俗的空间,即“商店后面的一间屋子”。太过贫穷以致无法实现这些元素的人们,就有各种理由渴望变得更富有。但是,在富裕社会,健康、闲暇和个性的物质条件早已具备,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利用它们。至于安全、尊重、友谊,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等元素,既不取决于财富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经济生活,以及其他经济因素。这些元素没有给我们提供增长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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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增长或许可以作为衡量我们所珍惜的其他事物的一个指标,从而引起我们的兴趣。在2010年罗宾斯举办的系列讲座中,阿代尔·特纳表示,增长“不应该被当作经济政策的目标,而应被视为极有可能的结果……两种本身值得追求的事情的结果,其一是做选择的经济自由,其二是持续探索和变革的渴望”。换句话说,增长的作用就像心电图,它本身是对重要东西的琐碎的测量记录。但是,只有在增长和经济自由确实相关,并且经济自由是最重要的元素时,增长才能发挥作用。显然,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是一件好事(在我们看来,它是个性这个基本元素的一部分),其他事情也不错,但其中一些可能会抑制增长。[24]人们的工作有保障,并在闲暇上投入大量的时间,这样的社会也许经济发展缓慢。均衡的经济是否更偏爱增长,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不能事先假设:快速增长的经济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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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或许会因为短期的实际理由而追求增长。在经济衰退期,失业率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增长自然会成为优先选择。但是,我们必须分清短期和长期。增长应该被视为一种“百忧解”,它可以让病人恢复健康,但不是一种持久的兴奋剂。遗憾的是,就像毒品一样,增长也会让人上瘾。因此,需要有技巧的经济政策,以防止短期的权宜之计成为终生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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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追求增长不仅对基本元素的实现没有帮助,还有可能会损害它们。基本元素本质上是不适合销售的,完全无法买卖。旨在使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往往会排斥这些基本元素,或用可销售的替代物取代它们,其结果就是我们常见的腐败。个性成为广告用语的一部分,大多数日用品的消费者被告知,这些商品可以“代表”或“定义”他们的身份。友谊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道德上的严肃关系,而成为享受闲暇的一种谋略。闲暇本身同样受制于生产的节约型逻辑,即体育、游戏和夜总会都致力于使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大的乐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写道:“市场渗透到最近还处在货币交换范畴之外的生活领域。它无情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任何东西都是商品或可能是商品,如果它还没有成为商品,它也应该被视同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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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转变很难用统计数据来表现。基本元素在于质,而不在于量,它们是被辨识的对象,而不是被衡量的对象。自1974年以来,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增加一倍多。但据我们判断,在这段时间里,基本元素根本没有增长,甚至有明显的萎缩。其他富裕国家的表现也是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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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1974~2009年,英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7年多。但是,经济增长对寿命增加的贡献并不大。在此期间,不管增长率是多少,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均寿命都有所提高,这主要归功于医疗技术和设施的进步。中国和巴西的人均寿命现在只比西方国家少六七年,古巴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对外宣称其国民的人均寿命和美国一样。寿命的长短只是健康的一个无用指标,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生活质量的信息。86岁的詹姆斯·洛夫洛克写道:“美好生活肯定不能用寿命的长短来衡量,而应该用欢乐的程度和生活的良性结果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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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健康水平实际上会随着富裕程度而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急剧增加,但在其他富裕国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图6–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肥胖人数增加了三倍,即使在历史上肥胖率较低的国家也不例外(图6–2)。虽然不能反映患抑郁症的人数在增加,但英国抗抑郁药的使用量却有增无减。自1992年以来,人们的工作压力日趋加重,女性尤为严重。现在,富贵病的病例也许已经超过了贫穷病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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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英国与酒精相关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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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酒精和健康全球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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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英国的肥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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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身体质量指数(BM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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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时代,以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做法被彻底抛弃。1980年,英国的失业率超过5%,从此之后大体上维持在这个水平上,衰退时期失业率则会攀升至10%或以上。如图6–3所示,类似的模式在经合组织国家也普遍存在。在英国和美国,终身就业的模式日益被临时雇用或开放式合同模式所取代。1975~1995年,英国男性的工作年限下降了20%。(女性的变化没那么大,主要是因为她们现在不太可能为生孩子而辞职。)与此同时,临时工的人数显著增加,劳务派遣性质的员工数量自1992年以来翻了一番。这些趋势的一部分原因是结构性的,即从工业到服务业持续转移造成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政策性的。安全被视为为了获得增长的更大利益而做出的合理牺牲,而未被当作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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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互相尊重的一个障碍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长期依赖国家的群体。[25]流浪汉和乞丐曾经受到基督教和民主社会的庇护,但现在,报刊和电视公开蔑视他们。互相尊重的另一个障碍是贫富差距很大。这不但摧毁了社会对底层人的尊重,也摧毁了对上层人的尊重,尤其当他们的优越条件被视为无功受禄时,情况更是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贫富不均程度都在加剧,英国和美国尤甚,参见图6–4。这一趋势部分源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自主作用,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执政期间降低了所得税最高档的税率,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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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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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经合组织国家就业展望》,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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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1977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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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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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曾把“有涡轮的资本主义”奉若神明,但近30年以来,它导致了工作关系的野蛮化。一名股票分析师因请假看望生病的妻子而遭解雇,一篇报道这样描写这件事:“他的黑莓手机和通行证被粗鲁的男人夺走,他再也无法登录工作邮箱,并且只有5分钟的时间收拾他的东西。”这样的场景太常见了。如今,高薪人士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变成无产阶级,以及免受随之而来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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