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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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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个性主要是指制定和执行人生规划的能力，人生规划反映了一个人的品位、性情和对基本元素的理解。个性也是康德主义所说的自主权，以及亚里士多德派所说的实践理性。此外，个性这个词还隐含着其他意思，即它是一种带有自发性、性格和心理的元素。许多哲学家都是理性自制的模范，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缺乏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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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区分个性和尊重？尊重的对象是个性，个性激起尊重，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社区，比如修道院或一个革命组织，所有的财产都要共享，所有事务都要公开审理，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社区成员之间彼此十分尊重，但缺乏个性。个性隐含着一个私人空间，正如法国作家蒙田所说的那样，它是“商店后面的一间屋子”，个人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展示自己和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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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的一个理想，它大致相当于法国自由派政治家本杰明·康斯坦特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但是，个性的诉求不只限于局部。所有文化都有其神圣的傻瓜和悲惨的恋人，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尊敬这个基本元素，那么他们也会出现在诗歌中。而在一个缺乏个性的社会里，个体会毫无压力或异议地接受他们的社会角色，但这根本不符合人性，而更像某些科幻电影中的智能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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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由主义有一种倾向，它将通常被称为自主权的个性提升至原始元素的地位，认为其他所有基本元素皆源自于它。正如我们所见，它使得罗尔斯、森和努斯鲍姆不愿讨论人类的终极目标。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自主权只是基本元素之一，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果离开广泛的道德关注的背景，自主权就会退化成“漠不关心的自由”，任何东西都变得不再重要。“选择价值”这个现代论调就是这种问题的一个表现。选择权对应的是价值，如果允许创造价值，选择权的行使就会变得任性独断，好比瞄准一个大目标射箭，再围绕着射中的箭画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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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是个性的一个主要保护手段，因为它允许个体根据自己的品位和理想生活，免受当权者和舆论的强迫。在给凯恩斯的信中，法国经济学家马塞尔·拉博德瑞写道：“稳定的财富……是无形的社会财富，每种文化都要或多或少地依赖它。个人生活有财务保障，这是闲暇和进行独立思考的一个必要条件，休闲和思考又是文明社会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请注意，只有“财富”才具有这种革命性影响，“收入”则无此作用。华尔街的交易员一旦投资失败，他们的巨额薪资瞬间就会化为乌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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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财产的“人格主义”捍卫是现代天主教教义的核心，它也是针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批评意见的一部分。这个核心教义可追溯至教皇利奥十三世于1891年推出的《新事物》通谕。利奥十三世认为，每个户主都应该找到能够持续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方法。如果没有谋生的方法，就不得不依赖于掌握资本的经理人，而不管他们是个人还是公务员。“因此，法律应该偏向于保护所有制，政策则应该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所有者”，这类观点被纳入了20世纪初期英格兰的“分配主义”运动，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思想中，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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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保护私有财产的人格主义论点不同于标准的自由市场论点，而且有不同的内涵。主流经济学认为，财产只是资本主义法律基础的一部分，它的分配基本上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除非它会导致垄断定价。相比之下，从人格主义的角度来看，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违反了财产的基本功能，即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一种独立的谋生手段。财产必须被广泛分配，否则就无法完成它的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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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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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的内容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个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元素。但是，这个问题存在争议。玛莎·努斯鲍姆表示，她的一些南亚同事将这种想法贬斥为“浪漫绿党空洞的愿望”。不可否认，现代西方人倾向于对大自然感情用事，有时甚至会忽视苦难对人类责任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然而，与动物、植物以及风景建立亲密关系绝不是只有西方人才会做的事。在梵文、汉语经典以及世界其他语言中都有许多描写山水田园的诗歌，这就是充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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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经常被理解为偏爱乡村而非城市的生活。自从巴比伦和罗马时代以来，城市就被视为肮脏和罪恶的渊薮。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苏格拉底在雅典城墙之内找到了他想要的所有智慧，马克思则曾谈及乡村生活的愚昧。我们没有必要陷入这一古老的争论，双方都各有道理。然而，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现代城市的规模。18世纪的巴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个人走路只需要30分钟就可置身于农田。而若生活在现代的巴黎，他却要走6个小时才能出城。城市让人感觉不舒服，并且渴望回归大自然，城市规模就是这种典型的现代人情感的来源。城市过度拥挤对人的行为和情绪会产生不良影响，心理学家对此有完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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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废弃现代城市吗？以目前的人口密度来看，这样的政策只会将乡村转变成一个大型郊区。但是，我们应该努力确保城市不与其周围的农村完全疏离。几千年来，当地的食物市场是城镇和乡村之间联系的纽带。现在，这些市场绝大多数已不复存在，随之而去的是地域感和季节感。现代英国的美食家可以用世界各国的美食来刺激他们的味蕾，比如日本的天妇罗、中国四川的辣椒、摩洛哥的蒸粗麦粉等，但这些食物全都与其原有环境脱离开来。疏远大自然是消费者选择导致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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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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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古希腊语词汇philia的不恰当翻译，philia可以理解成友爱、友情，包括所有健康的亲情和友情关系。在我们看来，父亲、配偶、老师和同事可能都是朋友。家庭关系无从选择，而友谊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仔细查看，家庭关系和友谊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清楚。所有家庭关系都存在选择的问题，超过某一时点，一个女性必定是母亲或姐姐，而所有深厚的非家庭关系都具有一种约束力，常常借助表示家庭关系的措辞来表达，比如结拜兄弟、院长等。家庭和其他私人关系在结构和重要性上因文化而异，但对于任何可以想到的美好生活而言，这样的关系显然必不可少。亚里士多德曾表示：“即使拥有其他更美好的事物，也没有人会选择不要朋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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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谈论友谊，而不是近几十年来十分流行的社群呢？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东西。社群的概念已被滥用，社群的利益被视为凌驾于其成员的利益之上。而“友谊”这个词就不会被这样滥用。我和保罗的友谊显然代表了我和保罗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会像鬼魂一样漂浮在我们上方，也不会有其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如果我们能学会用这种方式把社群看作由众多朋友组成的网络，它就会摆脱掉“政治迫害的源头”这样的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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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对待友谊非常认真。在对这个主题的经典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将友谊区分为功利性友谊（基于一致的利益）和快乐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乐趣）。只有视对方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真正的友谊才会存在，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关系只可能出现在有德行的人之间，他们能够相互关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能为彼此提供什么。友谊既是私人关系，又有政治含义。它将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并延伸至整个城邦的公民。友谊是“国家的至善之物，也是防止公民暴动的最好办法”。在现代人听来，这些话很奇怪。我们已经习惯性地把国家当作自私自利的个体的组合，把友谊看作纯粹的私人关系，并且不具有政治意义。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没有友谊的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国家不“只是一个社会……它是为了防止共同犯罪和交换而建立的”。它是“共度圆满且自给自足生活的家庭和村庄的结合体，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为幸福和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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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端，孔子早已分享了他对个人关系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看法，比亚里士多德还早150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孔子的侧重点是对权威的顺从，而非进行利益共享。亚里士多德把家庭纳入更广的友谊范畴之下，而孔子则把家庭单独列出来，加以特别称赞。“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今天，我们仍可见到这些态度上的差异。西方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视他们的父母为狭义上的“朋友”，而在中国，亲子关系则代表终其一生的彼此关爱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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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根本不涉及经济利益，但它有经济方面的先决条件。饥荒时，社会信任感淡薄。如果经济持续出现结构调整、裁员和外包，这将不利于深层和长久关系的建立。美国作家罗伯特·帕利亚里尼写道：“你需要在生活中摆脱耗费你精力的事情，并用能带给你正能量的东西取而代之。”这句话被无数的自助书籍和网站反复引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怀着给自己“带来活力”这种明确的目的而结交的朋友，根本不算真正的朋友，而只是功利性的朋友。虽然如此，不难看出，在一个视自主性和流动性重于其他几乎所有元素的文化中，它仍是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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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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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词语体系中，闲暇与放松以及休息同义。但是，闲暇还有另外一个更古老的含义，即它不只是下班后的休闲时间，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闲暇是我们为闲暇而闲暇，而非为其他事情。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这样描述他的朋友库尔特·里茨勒：“他的思维活动的特点是高雅且认真地利用休闲时间，而不是忍受工作的折磨。”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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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闲暇与普通意义上的闲暇，并不相关。在我们看来，如果人们从事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即便有偿的工作也可算作闲暇。（即使不挣钱，或做其他事情挣钱更多，许多作家仍会继续写作。）相反，在我们看来，许多“休闲活动”名不副实，要么是因为它们借助了器械，比如为了减肥玩壁球，要么是因为它们太消极，以至于根本不算休闲活动。在我们看来，判断闲暇的标准不是不认真或不费力，而是没有外在的强迫。因此，它接近马克思所说的非异化劳动，即“自由表现，因此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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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认识到了闲暇的重要性。亚伯拉罕诸教设定每周一个安息日或休息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算不上真正的闲暇，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祈祷，而不是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对自由艺术和机械艺术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适合于自由民，后者适合于工人和奴隶。在日本江户时代，对休闲意识的培养被提升到了最高境界。几个世纪的和平使他们的传统职业无用武之地，于是，封建贵族转而追求生活的艺术，把比如洗澡、喝茶这样的日常活动改变成精致的仪式。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视日本为第一个成功的后历史社会，他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们希望“日本和西方世界最近开始的相互影响，最终不会导致日本人再度野蛮，而是将西方人‘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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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闲暇是一种基本元素？很明显，原因在于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其他事情，这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其结果也是徒劳的。闲暇是更高级的思考和文化的源泉，因为只有从生活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观察这个世界，仔细思考其显著特征和轮廓。约瑟夫·皮珀写道：“当我们真的让自己的心智沉静下来，思考含苞的玫瑰、玩耍的孩子和神圣的秘密时，我们好似经历了一次无梦的睡眠，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然后苏醒过来。只有在这些宁静的时刻，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因何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才会造访人类的灵魂。”没有闲暇，就没有真正的文明，而只有马塞尔·拉博德瑞所说的那种机械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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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闲暇的概念似乎曲高和寡，但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在公园里踢足球、自己制作家具、与朋友一起弹吉他，所有需要技能而且积极参与的娱乐活动都是闲暇。重要的不是活动需要多高的知识水平，而是活动本身“没有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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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的经济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减少劳作，范围不仅包括有偿工作，还包括所有必要的活动，比如上下班和家务劳动，但不包括为工作而工作的有偿劳动，比如专心致志的作家和工匠的工作。当工作占据一个人的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只用于睡觉和休息时，那他不可能有闲暇时间。“睿智、愉快和满意”的生活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勤勉和品位。当我们最需要交谈、跳舞和音乐制作等古老的生活艺术时，它们却在衰退，这即使不令人吃惊，也颇为讽刺。如果经济的目标是使商品产量最大化，那么它往往产出的是制造出来的闲暇，而非自主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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