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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哲学家把健康排在其他元素之后，理由是它属于人类的动物本性，而不是人类独特的性质。亚里士多德的话为此种观点定下了基调：“为了心灵……身体健康完全值得拥有，所有明智的人都应该为了心灵而选择身体健康，而不是反其道行之。”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健康对我们而言就不具有终极性，也不能进入基本元素的清单。但是，为什么仅因动物也可以享受身体健康的好处，就要否认健康具有终极性呢？这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的偏见吗？我们欣赏年轻人的活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到健康可以助他走路上班、服务国家或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为欣赏而欣赏，就像我们欣赏一头嬉戏的海豚或小花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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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健康是自由国家感到有资格采取积极立场的一个元素，因为与心灵不同，健康具有科学的权威性。但是，二者之间真的有区别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药物X能否治疗疾病Y，但并不是疾病Y本身导致身体“不健康”。科学对什么健康预先设定了一个常识性概念。当我们看见一个健康的婴儿时，我们下意识地知道他或她是健康的。一个人多胖会被视为超重？体能多好才被视为健康？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体育、性和其他很多东西的看法。简而言之，健康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意义和程度上相同，它们都建立在人类繁荣理念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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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技术思维的黯然失色与健康概念的蓬勃发展同步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前的健康概念认为，健康指的是人处于最佳状态，一切都正常运转，直到后来让位给“持续改善”这个新的健康概念。这一转变的表现，就是我们开始追求长寿。古老的医疗传统旨在帮助个人实现他们的自然寿命，人们不会认为“老死”是一种不幸。但是，如果不存在自然寿命这回事儿，而只存在一个动态的文化上的相对标准，那么，在任何年龄亡故都会被视为可以挽回的缺憾。现代科学让古老炼金术对永葆人类青春的承诺死灰复燃；几十年前，人们可能快速且相对无痛地死去，现在则要在一种长期的、虚弱的病态下活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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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的另一个表现是，治疗病人和提高正常人的健康水平之间的明显区别消失了。从前两者是泾渭分明的：一个是生死攸关的手术，另一个是循序渐进的改善。但是，如果不存在完美的健康，任何不良状况就皆可被视为疾病，并成为医治的对象。（如第1章所述，人们发现不受欢迎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制药公司加速了这个转变过程，它们有极大的兴趣去识别出它们的产品可以治疗的疾病。“伟哥”的生产商辉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把曾是人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转变成了可怕的新毛病，即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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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并摧毁了健康的概念。相较于某种更优的身体状况，任何一种身体状况都会被视为不健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健康的。就像歌德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将变成一座大型医院，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护士。此外，对健康的需求无度导致医疗成本与收入同步增加，或者成本的增加超过收入，这相当于把我们拴在了工作/增长的跑步机上。因此，我们不是应该从相对需求的角度来定义健康，而应该保留身体自然无恙这个更古老的健康定义，这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健康才可以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基本元素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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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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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安全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合理预期，即期待生活或多或少地按照惯常的路径延续下去，免受战争、犯罪、革命、重大社会或经济动荡的干扰。安全是实现我们所列清单上其他基本元素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是个性、友谊和闲暇。但是，它本身也是七大元素之一。像任何生物一样，人也有一个生存环境，有一套理所当然的目标，他的人生会按照这套目标发展。如果这个生存环境突然或经常发生改变，他会感到困惑和威胁，就像一只进入新房子的猫，或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被放到了野外。当然，作为有智慧的生物，我们有能力超越任何环境，正如哲学家约瑟夫·皮珀所说，我们可以看见“房顶上的星星”。不过，房顶及其代表的一切仍是必要的，尤其是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看星星的处所。在世界各地，“和平”这个词都有安抚的意味，而骚动、混乱及其同义词则带有危险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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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像暴君、投机者、浪漫诗人这样的人喜欢混乱。在西方国家，安全长期被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贬低。但事实上，安全被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人视为创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倍加珍惜。1919年，爱尔兰陷入战争，诗人叶芝祈祷他的幼女能平安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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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她的新郎领她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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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切已井然，一切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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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傲慢与仇恨莫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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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叫卖，在市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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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遵守仪式与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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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与美如何能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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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以之名羊角之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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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以之名欣欣之桂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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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也逃不开动乱的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他曾经狂喜地描写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恐怖之美”。但是，当面对真正的混乱时，他的选择是明智的，他知道极端的内乱会对艺术和文明带来极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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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对安全有何影响呢？19世纪的自由主义认为，贸易往来对国际关系可以起到一种维稳的作用，彼此间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无法因经济而开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正如1914年发生的那样，贸易国之间仍会因经济或非经济的拙劣理由开战。而在一国之内，自由市场对安全的影响不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技能和生活方式无休无止的变革，马克思评价道：“一切坚实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令工人和消费者都很厌烦，那些四五十岁的人接受起来尤其费劲，因为他们大多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喜好。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这种不满表示出露骨的蔑视。那些无法在当地找到工作的人被要求迁居，那些才能变得没有用处的人被要求“重新接受培训”。不是人们需要适应市场，而是市场需要适应人，这是20世纪初社会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他们付出了有意义的努力，但现在这些都被弃置一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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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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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尊重，指的是无论是否拥有某种形式，你都认为他的观点和利益值得关注，而不是可以忽略或践踏的东西。尊重不代表认同或喜欢，你甚至可以尊重你的对手。它也不含有任何崇拜的成分。但是，它代表你对他人观点的某种认知或关注，这种态度与我们对动物的态度有本质的不同。你可以很喜欢一只宠物狗，但无关尊重或不尊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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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是实现其他基本元素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是友谊。但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基本元素。奴隶制度完全没有尊重可言，无论在哪里它都被视为仅次于死亡的不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奴隶制度是一种社会死亡，虽然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奴隶仍属于人类，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类的身份。在回忆自己被一名纳粹科学家盘问的情景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写道：“他看我的那种眼神根本不是看一个人的眼神。”经常接触这种眼神的人很快就会失去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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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必是对等的或互惠的，我尊重某人，而对方可能并不尊重我。不过，相互尊重会令双方都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我们所尊重之人的尊重。（谄媚者或乌合之众的崇拜常导致自卑，而不是产生自尊。）无论在什么年代，我们都可以发现“同辈人”或“同等地位的人”彼此尊重，却瞧不起其他人。古希腊的雅典公民就是这样的群体，中世纪的贵族阶级亦然。现代民主将社交群体扩大到既定范围的所有成年人，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否会成功，它现在几乎获得了整个世界的支持，至少理论上如此，甚至现代美好生活的愿景也无法阻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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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有许多来源，因文化而异。在不同时期，力量、金钱、土地、贵族身份、教育和官职都曾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尊重的两个基本来源是公民权利和个人成就。前者赋予我们所谓的“形式”尊重，保证其所有者免受最恶劣的强权统治。但是，因为公民权利的拥有者是全体公民，不管他们是否有所建树，所以，公民权利无力创造真正的尊重。等级和头衔也不再自动产生尊重，生活在当下的公爵必须证明自身的价值，比如在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担任职务等，否则，他在其他人眼中比寄生虫好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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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尊重的平等可以与真实尊重的不平等共存，但只有到达某一点时才会成为事实。如果两者的差距太大，形式尊重的平等就会备感压力。假设长期失业将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世袭的等级：一个是有工作的多数人，一个是失业的少数人。那么，立法者很可能会把这种实际的差别写入法律，规定二者有不同的公民权和投票权。这样一来，我们的民主将不复存在。不平等不能超过某一界限，这对于互相尊重而言很重要。精英的生活、娱乐和学习完全独立于普通民众，他就无法与普通民众共享公民身份。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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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自由主义的最新观点，我们认为公正不是独立于基本元素之外，而是来自基本元素的一个特殊概念。平等建立在友爱的基础之上，反之则不然。因此，对于“不平等的极限在哪里能达到最大化”这个问题，不会有像罗尔斯提出的那种抽象且具有推理性的答案。我们必须注意不平等问题对社会道德结构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如果富人的言谈举止是无法无天的傲慢，那么穷人只能无能为力地愤恨，政客向金钱卑躬屈膝，不平等已经超越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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