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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1991 问题在于,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对乐土状态即将到来的认知,会促使20世纪80年代达尔文式资本主义的复兴?是什么促使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掌权,从而导致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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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1993 若以马尔库塞的追随者视角,我们不难看出,乐土状态是一种幻觉。随着相对欲望的力量增强,较富裕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加贪得无厌,而不是欲望减少。但是,这一长期趋势无法解释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突然崩溃,要知道,它已经让富裕国度看到了普遍富足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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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1995 为什么经济增长如此迅速和断然地打败了其他所有经济政策的目标呢?简单而令人惊讶的答案是:由于它承诺将实现永久的充分就业,也就不存在其他经济政策目标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想再度集中在产出效率上。最大化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存量,这更符合经济学最大化的宗旨。经济增长之所以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收入统计工具的出现,它使得比较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成为可能。在两次极具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之后,让人人们生活更富裕,而不是使国家更好战,似乎成为一个显著的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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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1997 然而,这离我们今天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的达尔文式资本主义还有一段距离。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当选英国首相,里根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两人为增长哲学添加的基本要素就是对市场体系的理想信念。加快增长的方法不在于制订计划,而在于开放市场,使之免于政策的约束,通过减轻税负、削弱行业工会的力量,以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方式来扩大市场。这些措施多管齐下,有助于提高资金分配的效率。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政策认为,收入差距的加大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能调动财富创造者的积极性,而且借助涓滴效应,财富会从富人流向穷人。阿代尔·特纳称这套思想为“工具性传统智慧”,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它成为政治世界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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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1999 在前文中,我们探讨过不知足,而导致欲望无穷无尽的因素正是基于市场的增长哲学。“为增长制订计划”的需求,只不过是想将穷人的福利逐渐提升至富人的水平。相反,依赖市场引导的增长,则标志着对增长过程的社会结果失去兴趣。经济制度要适应市场所追求的个体满足最大化的目标,人们不再在整体的背景下看待个体,整体只不过是个体的加总。这种把经济生活简化为粗俗的个人主义的做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在经济学中,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学取代了研究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在政治思想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取代了群体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种市场秩序也会受到法制的约束,但对于个人追求财富不再有任何道德、政治或文化上的限制,唯一的限制可能来自增长本身的自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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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01 意识上的任何大的转变,都需要危机的刺激。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而言,它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即弥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作为充分就业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上升。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见解:现有体制已经僵化;行业工会的权力过大;税率不仅具有再分配性,还具有惩罚性。但是,凯恩斯式社会民主的破坏性更明显,表现在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价格上涨方面。以今天的币值计算,这意味着富有的石油进口国向石油生产国累计支付了1.9万亿美元。能源成本的增加导致石油消费国的实际收入下降,面对工会组织领导的反对减薪运动,压力最初落在了利润上,而不是工资上。放弃充分就业的承诺,消除工会对薪资的控制,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些都成为支持自由市场意识的具体方案。实际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把经济的决定权交回到商人手上。政府在管理、支配、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被大幅削弱,政府放弃了引导市场力量向理想社会发展的企图,把自己限制在为市场成功运行提供框架条件的位置上。通过让贪欲摆脱公共政策的约束,国家的财富增长得更快,等于把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观点重新演绎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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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03 在这样的世界里,只要一切按部就班,资本主义就永远不会消亡。凯恩斯关于满足的概念没有了立足之地,制度的进步会创造出新的欲望,并激起对地位的无限竞争。如果富裕的社会满足于既得成就,工作更少,消费更少,只要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可以用全球化的逻辑和收入不平等来予以反驳。但是,这样一种制度当然不会出现也不可能按照计划运行,否则在经济和道德层面都会出现效率低下的情况。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留存下来,只是因为我们对积累财富是为了什么失去了判断力,而财富是美好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除了少许例外,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流思想认为,政府应在个体的选择上保持中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必然会将制度和工具的选择权交给财富最多和权力最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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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05 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在西方社会,还存在什么智力、道德和政治资源,能够打败贪得无厌,把我们的目标重新引至美好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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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10 金钱与好的生活 [:1704560567]
1704562011 金钱与好的生活 道德碎片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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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13 在其著作《德性之后》(After Virtue)中,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邀请读者一起想象一场摧毁自然科学的灾难,残存的是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脱离开的事实碎片。麦金泰尔表示:“在我们居住的真实世界里,道德语言和我描述的虚构世界一样,都处于严重混乱的状态。”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以往的道德碎片,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察出灾难的发生。专门研究道德问题的学科也没有意识到,它们只察觉到了碎片的存在,并且围绕这些碎片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就是道德争论无休止的原因,在不同道德信仰之间保持中立立场,被视为一个现代自由国家唯一可以采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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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15 麦金泰尔想象的灾难,就是现代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兴起。因此,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完全退出政治领域,这是一种新式的禁欲主义。他以一种预言家的口吻总结道:“在此阶段,重要的是地方的社区化建设,礼仪、智识生活和道德生活在那里得以继续……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而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圣本笃[26]。麦金泰尔的话让我们想起过去30年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环保主义组织及其种种开创性举措,比如美国的自愿简朴运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慢食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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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17 麦金泰尔对文明的弊病进行了权威性诊断,但他对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过于悲观。事实上,直到最近,西方世界的公共政策都是依据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概念制定的,即使不是那么明显,也隐含其中。这些想法不是注定会失败,其中一些在我们公共生活的某些地方仍有影响力。只需要一点儿政治勇气,就可以恢复它们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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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19 在我们还能看到的较古老的道德碎片中,最详尽的就是天主教教义了。天主教教义主要呈现为12份教皇通谕,从1891年的《新事物》通谕到2009年的《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这些教义当然是天主教的财产,但我们无须成为天主教教徒或基督徒也能欣赏它们。与许多基督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永远向顶级的异教徒敞开智慧大门。天主教对财产的保护,对公平价格和工资的呼吁,对贪婪和高利贷的谴责,不仅产生自福音书,也源于亚里士多德。天主教教义中属于基督教特有的,却非常不同于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地方在于,它强调工作是人赎罪所必需的工具。(教皇庇护十一世写道:“人类生来就要劳作,如同鸟类要飞翔一样。”)即便如此,天主教也从未将不懈的劳作视为一种理想。20世纪初,美国神学家约翰·瑞安写道:“真实且理性的教义是,当人类生产出足够的必需品、合理的舒适和便利,以供全人类使用时,他们应该用余下的时间培养智力,磨炼意志,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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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21 在天主教教义的众多优势中,其中之一是它以同样的方式既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又反对没有限制的资本主义。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的《新事物》通谕(副标题是“论劳动阶级的状况”)的开篇即对资本主义大加谴责,想必马克思都会对其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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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23 任人摆布、孤立无助的劳工渐渐败给雇主的冷酷和无节制竞争的贪婪。掠夺式的高利贷加剧了这种危害……还需指出的是,雇用劳动力和贸易行为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导致少数非常富有的人能够给贫穷的劳工套上枷锁,后者的境遇只比奴隶好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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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25 然而,教皇的解决办法却与马克思大相径庭,他指责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教皇认为,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阶级间的公平”,尤其是财产的广泛分配。正是通过财产,男人(在早期的教皇通谕中,除了成为妻子和母亲,女人没有其他作用)在土地上留下个性的印记,并为他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工资和工作时间应该可以使节俭的人攒够钱,拥有一笔合适的财产;假日应该足够多,以便人们从工作中恢复精神和体力,并放松一下心灵。《新事物》通谕未将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而是寄希望于中介机构,我们现在称其为“民间社团”,主要指的就是教会。富人有行善的义务,雇主和工人被鼓励组建成天主教团体和行业协会。最初,国家的角色只是公正原则的支持者和保证者,但随着“阶级间的公平”这个目标变得更加宏大,国家的角色也在逐渐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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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27 这些天主教教义曾被贴上各种标签,比如分配主义、社团主义、个人至上论等。天主教教义还会被视为非资本主义和非市场形式的私有制的捍卫者,私有制是决定个性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天主教教义强调私有制的责任,而不是奖励,强调慈善,并要求优先尊重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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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29 所有的教皇都坚持认为,“如果不考虑来世,就无法正确地衡量尘世事物的价值……排斥未来的概念,善和对的概念就会立即消亡;而且,整个宇宙也将变成一个黑暗和高深莫测的谜。”简而言之,他们视宗教信仰和宗教体系为抑制贪得无厌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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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31 天主教教义的主要世俗成果是“社会市场经济”。[27]它由一群反纳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其主要目的是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重建高度垄断、支离破碎和缺乏抵抗力的德国经济,确保实现资产所有权分散这个目标,该目标被视为获得自由权的必备条件。苛刻的遗产税将确保大家有公平的初始条件;在大型工厂和国家层面,为了取得各方的信任,需要雇主和工人共同制度政策。这样的想法在1948年首先得到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支持,后来在1959年又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重塑了欧盟的社会模式,相对弱势的政府,强大的民间机构,这是该理论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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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33 在基督教新教的世界里,与天主教教义类似的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它提供了第二个道德碎片相较于天主教教义,新自由主义是世俗的进步主义,但实际上二者有许多相同的结论。第一波新自由主义浪潮出现在1914年之前的英国,它由穷人的苦难处境所引发。受黑格尔理想主义的影响,它的目标是革新政治经济学家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人”让位于在社群中与他人合作实现自我的个人,政府从权力的使用者上升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新自由主义者以两个具体论点来支撑他们的改革计划。第一,道德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性格缺陷,而在于病态的社会环境。第二,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为富人提供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剩余价值”(或“应纳税的盈余”),这部分可被公平地用于救济贫困。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工具就是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并将这些税收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其他改善性措施。“赋权型社会”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后来许多理论的基础,比如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的理论,它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国家行为去促进个人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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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35 第二波新自由主义浪潮与凯恩斯、贝弗里奇和罗斯福有关,它于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熟。凯恩斯的目标是弥补古典市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缺陷,即无法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维持足够的总需求,以确保所有潜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是政府的职责。持续的充分就业不仅是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它也是凯恩斯道德计划的一部分,借此尽可能快地度过经济必要性的难关,以便为所有人开启美好生活的大门。威廉·贝弗里奇是英国福利制度的创始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旨在消灭肮脏、无知、贪婪、懒惰和疾病五大罪恶。194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可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为人们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以抵御退休、失业和残疾带来的危害。国民卫生保健和教育均靠税收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贝弗里奇的宏伟蓝图变得完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以防止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中崩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是为了解决美国经济特定领域存在的问题,但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和《圣经》的语言,发誓将“钱贩子赶出圣殿”。罗斯福新政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延续和推广,以致力于改善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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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37 第三个道德碎片是由社会民主提供的,社会民主于19世纪晚期从革命社会主义中分离出来。它的首要主张是,生产工具归人们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一派仍试图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派改称社会民主派,放弃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对革新后的资本主义抱有信心,以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因此,在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体中,社会民主派给新自由主义添加了一种强烈主张平等的承诺。尽管其基本模式有许多变化,但它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都找到了政治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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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2039 经济学中也存留着较古老的道德碎片。经济学这门学科创立的初衷是对市场霸权施加大量限制。除了维持市场竞争的一般责任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还应承担起三项职责:国防,执法,建立并维持公共机构的运转。虽然它们有益于整个社会,但由私营企业来提供并不划算,因此,用政府税收来支付比较合适。政府的第三项责任中也包括教育,它是人们需要的产品,也是应该生产的产品,但出于各种原因,市场不会生产它。在19世纪末,福利经济学家发展出重新分配收入的功利主义理论,其前提是,1美元或1英镑对富人的效用小于穷人,其结论是,更大的社会公平会提高所有人的效用或福利。但典型的情况是,借助“市场失灵”的语言,经济学基本上把伦理道德的主张纳入了它的功利主义框架,致使道德丧失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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