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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长久以来,英国农业一直不如法国和意大利多样化,而且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英国人的食品由本土出产的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1970年,英国的食品进口额为20亿英镑,自此以后它以两倍于食品出口额的速度增长,达到约200亿英镑。英国现在的食品自给自足率(估算有多少食品是本国生产的)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不足60%;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70%~80%。以牺牲本地商铺为代价,连锁店不断扩张。在食品零售市场中,连锁店的市场占有率现已达到97%。在英国大多数的主要街道上,凯恩斯所说的“真正的商店”零星点缀在众多的连锁店中。它们的商品价格高而且品种匮乏,对整体趋势毫无影响,而且趋势正在无情地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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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社会学家对我们定义的友谊是兴盛还是衰败存在争议,按当下不正规的说法,友谊就是社会资本。毋庸置疑,许多历史悠久的社交性机构在英国已然式微,比如教堂、行业工会、酒吧、工人俱乐部等。不过,替代物也迅速出现。新潮的宗教机构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倡导单一议题的游说集团的数量也在大量增加。当然,还有互联网,它使庞大的人际交往成为可能。总而言之,原来的人际关系是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建立的,现在则转变成基于特定的兴趣和身份认同,后者更适合后现代人们多变的自我。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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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在发达国家,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图6–6)。人们常说,排他性的婚姻关系是一个陷阱,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但有证据显示,稳定的关系对所有相关者都有利,尤其是孩子,而且婚姻关系通常比非正式的关系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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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英国的结婚与离婚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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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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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如第1章所述,20年以来,非工作时间并没有增加。如果再考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和做其他杂务的时间,非工作时间实际上在缩减。但是,既然在我们看来,闲暇不是不工作的时间,而是自由地从事无目的活动的时间,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人们在闲暇时做了一些什么。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看电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英国人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平均为4个小时。电子游戏和社交网络日益流行,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1990~2002年,英国成年人中至少参加一项体育运动的人数比例从48%降到了43%,加拿大和美国也有同样的趋势。自1975年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阅读时间略有增加,但读者人数整体有所下降,报纸和杂志的读者人数下降得更明显。在美国,读者数量和阅读时间都大幅减少。如图6–7所示,1986~2003年,英国参加文化活动的人数略有增加。这样的统计数字过于粗糙,以至于无法平息文化悲观主义者和文化乐观主义者之间的长期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着闲暇的增多,凯恩斯所设想的中产阶级文化传播至大众的愿景并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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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英国文化活动的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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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目标群体指数,国际英国电影广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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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英国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持续发展,这自然被人们视为闲暇的增加。但是,因为高等教育按照越来越严重的功利主义思路重新进行了设计,它作为闲暇的定位不再不言而喻。如果教育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教授学生“可转移的技能”,以增加其劳动价值,它就不再符合我们对闲暇的定义,而只能算劳作,虽然有别于有偿工作的辛劳程度,但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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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增长的人来说,整体情况令人气馁。尽管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但他们拥有的基本元素还比不上1974年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少。我们追逐奢侈品,却忽略了必需品。这刚好可以解释第4章幸福曲线平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察觉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没有过去的好。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吉尔·马西森指出,对幸福最重要的是“健康、人际关系、工作和环境”,这十分符合我们提出的基本元素清单。鉴于英国人的生活自1974年以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没有感到更幸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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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要回到1974年时的生活水平吗?并非如此,因为自那以后出现的奢侈品,即便没有给我们带来实际的福祉,抛弃它也是很痛苦的事。我们想说的是,从今以后,增长不应再作为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而应该代之以调整我们的社会结构,以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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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特纳勋爵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在第三篇演讲稿中他写道,变革和经济自由的目的“需要和其他可能值得追求的目的达成平衡”。但他应该再加上一点,即这削弱了增长作为经济健康指标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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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国底层阶级的规模永远难以确定,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因丧失工作能力而接受救济的人增加了三倍,到2006年这一人数达到270万,这足以说明问题。参见卡罗尔·布莱克,《为更健康的明天工作》(Working for a Healthier Tomorrow),伦敦:就业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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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7章 这个时代需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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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认为已经完全征服它并可以安然享受它的时候,它却总是躲避开来。我们对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境,令人喘不过气来,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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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保罗六世,《八十年》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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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家假设,随着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理性人,他们将会而且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去更多地享受生活。我们已经指出妨碍凯恩斯预言实现的两个障碍:一个是权力关系,一个是人类无休止的欲望。二者共同作用,产生了贪得无厌的心理,它导致社会走向持续且无目的的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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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无疑是在给贪得无厌火上浇油。尽管已实现社会富裕,但我们还是被不断告知要准备接受进一步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勤劳民族的挑战。“历经亚洲世纪而存活”是典型的呼吁人们采取目的性行动的口号,“在这场比赛中,英国处于第一方阵,但仍有4个劣势困扰着英国:企业投资量少、技能基础薄弱、创新型和生产型企业不多、在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的占有率低”。但是,如果英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拼命抢占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的份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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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竞争中拔得头筹,我们仍旧维持着这样的做法:牺牲享受,赞美贪得无厌。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世界的一隅,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衰退阶段,但英国的领导者只会建议让经济增长永远持续下去。衰退的迹象主要表现为金融成为主宰,而且越来越不理智,起不了什么好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和美国的利己资本主义是为富豪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这些人掠夺成性,一边攫取最丰厚的利益,一边用自由和全球化来为自己正名。政治领袖继续享有话语权,公众却无从监督,甚至不了解实际情况。英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道德的沦丧,它之所以被英国人容忍,只是因为消除它的积弊需要伤筋动骨,以至于根本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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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近代,经济增长这一理想才被视为没有结局的结束。1959年,当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告诉选民们“从未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时,他是在附和当时广泛抱持的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迅速地接近消费稳定期,未来的主要问题是确保新的丰收果实得到民主的分配。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极有影响力,其对个人富裕和政府贫困的设想就把握住了这种情绪。如第2章所述,对富裕的臆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技术的强烈反感,还有在心理上与工作世界的疏远,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乌托邦运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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