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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长久以来，英国农业一直不如法国和意大利多样化，而且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英国人的食品由本土出产的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1970年，英国的食品进口额为20亿英镑，自此以后它以两倍于食品出口额的速度增长，达到约200亿英镑。英国现在的食品自给自足率（估算有多少食品是本国生产的）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不足60%；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70%~80%。以牺牲本地商铺为代价，连锁店不断扩张。在食品零售市场中，连锁店的市场占有率现已达到97%。在英国大多数的主要街道上，凯恩斯所说的“真正的商店”零星点缀在众多的连锁店中。它们的商品价格高而且品种匮乏，对整体趋势毫无影响，而且趋势正在无情地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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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社会学家对我们定义的友谊是兴盛还是衰败存在争议，按当下不正规的说法，友谊就是社会资本。毋庸置疑，许多历史悠久的社交性机构在英国已然式微，比如教堂、行业工会、酒吧、工人俱乐部等。不过，替代物也迅速出现。新潮的宗教机构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倡导单一议题的游说集团的数量也在大量增加。当然，还有互联网，它使庞大的人际交往成为可能。总而言之，原来的人际关系是基于共同的生活方式建立的，现在则转变成基于特定的兴趣和身份认同，后者更适合后现代人们多变的自我。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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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在发达国家，结婚的人越来越少，而离婚的人越来越多（图6–6）。人们常说，排他性的婚姻关系是一个陷阱，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但有证据显示，稳定的关系对所有相关者都有利，尤其是孩子，而且婚姻关系通常比非正式的关系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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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英国的结婚与离婚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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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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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如第1章所述，20年以来，非工作时间并没有增加。如果再考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和做其他杂务的时间，非工作时间实际上在缩减。但是，既然在我们看来，闲暇不是不工作的时间，而是自由地从事无目的活动的时间，那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人们在闲暇时做了一些什么。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看电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英国人每天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平均为4个小时。电子游戏和社交网络日益流行，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1990~2002年，英国成年人中至少参加一项体育运动的人数比例从48%降到了43%，加拿大和美国也有同样的趋势。自1975年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阅读时间略有增加，但读者人数整体有所下降，报纸和杂志的读者人数下降得更明显。在美国，读者数量和阅读时间都大幅减少。如图6–7所示，1986~2003年，英国参加文化活动的人数略有增加。这样的统计数字过于粗糙，以至于无法平息文化悲观主义者和文化乐观主义者之间的长期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着闲暇的增多，凯恩斯所设想的中产阶级文化传播至大众的愿景并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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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英国文化活动的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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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目标群体指数，国际英国电影广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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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英国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持续发展，这自然被人们视为闲暇的增加。但是，因为高等教育按照越来越严重的功利主义思路重新进行了设计，它作为闲暇的定位不再不言而喻。如果教育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教授学生“可转移的技能”，以增加其劳动价值，它就不再符合我们对闲暇的定义，而只能算劳作，虽然有别于有偿工作的辛劳程度，但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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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增长的人来说，整体情况令人气馁。尽管英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一倍，但他们拥有的基本元素还比不上1974年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少。我们追逐奢侈品，却忽略了必需品。这刚好可以解释第4章幸福曲线平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察觉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没有过去的好。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吉尔·马西森指出，对幸福最重要的是“健康、人际关系、工作和环境”，这十分符合我们提出的基本元素清单。鉴于英国人的生活自1974年以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没有感到更幸福，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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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要回到1974年时的生活水平吗？并非如此，因为自那以后出现的奢侈品，即便没有给我们带来实际的福祉，抛弃它也是很痛苦的事。我们想说的是，从今以后，增长不应再作为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而应该代之以调整我们的社会结构，以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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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特纳勋爵承认存在这种可能性。在第三篇演讲稿中他写道，变革和经济自由的目的“需要和其他可能值得追求的目的达成平衡”。但他应该再加上一点，即这削弱了增长作为经济健康指标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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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英国底层阶级的规模永远难以确定，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因丧失工作能力而接受救济的人增加了三倍，到2006年这一人数达到270万，这足以说明问题。参见卡罗尔·布莱克，《为更健康的明天工作》（Working for a Healthier Tomorrow），伦敦：就业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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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第7章 这个时代需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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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认为已经完全征服它并可以安然享受它的时候，它却总是躲避开来。我们对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境，令人喘不过气来，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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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保罗六世，《八十年》通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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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家假设，随着人们越来越有效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理性人，他们将会而且应该减少工作时间，去更多地享受生活。我们已经指出妨碍凯恩斯预言实现的两个障碍：一个是权力关系，一个是人类无休止的欲望。二者共同作用，产生了贪得无厌的心理，它导致社会走向持续且无目的的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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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无疑是在给贪得无厌火上浇油。尽管已实现社会富裕，但我们还是被不断告知要准备接受进一步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勤劳民族的挑战。“历经亚洲世纪而存活”是典型的呼吁人们采取目的性行动的口号，“在这场比赛中，英国处于第一方阵，但仍有4个劣势困扰着英国：企业投资量少、技能基础薄弱、创新型和生产型企业不多、在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的占有率低”。但是，如果英国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拼命抢占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的份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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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竞争中拔得头筹，我们仍旧维持着这样的做法：牺牲享受，赞美贪得无厌。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世界的一隅，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衰退阶段，但英国的领导者只会建议让经济增长永远持续下去。衰退的迹象主要表现为金融成为主宰，而且越来越不理智，起不了什么好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和美国的利己资本主义是为富豪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这些人掠夺成性，一边攫取最丰厚的利益，一边用自由和全球化来为自己正名。政治领袖继续享有话语权，公众却无从监督，甚至不了解实际情况。英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道德的沦丧，它之所以被英国人容忍，只是因为消除它的积弊需要伤筋动骨，以至于根本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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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近代，经济增长这一理想才被视为没有结局的结束。1959年，当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告诉选民们“从未过上这么好的日子”时，他是在附和当时广泛抱持的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迅速地接近消费稳定期，未来的主要问题是确保新的丰收果实得到民主的分配。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极有影响力，其对个人富裕和政府贫困的设想就把握住了这种情绪。如第2章所述，对富裕的臆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技术的强烈反感，还有在心理上与工作世界的疏远，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乌托邦运动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