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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义的主要世俗成果是“社会市场经济”。[27]它由一群反纳粹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其主要目的是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重建高度垄断、支离破碎和缺乏抵抗力的德国经济，确保实现资产所有权分散这个目标，该目标被视为获得自由权的必备条件。苛刻的遗产税将确保大家有公平的初始条件；在大型工厂和国家层面，为了取得各方的信任，需要雇主和工人共同制度政策。这样的想法在1948年首先得到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支持，后来在1959年又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重塑了欧盟的社会模式，相对弱势的政府，强大的民间机构，这是该理论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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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新教的世界里，与天主教教义类似的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它提供了第二个道德碎片相较于天主教教义，新自由主义是世俗的进步主义，但实际上二者有许多相同的结论。第一波新自由主义浪潮出现在1914年之前的英国，它由穷人的苦难处境所引发。受黑格尔理想主义的影响，它的目标是革新政治经济学家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人”让位于在社群中与他人合作实现自我的个人，政府从权力的使用者上升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新自由主义者以两个具体论点来支撑他们的改革计划。第一，道德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性格缺陷，而在于病态的社会环境。第二，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为富人提供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剩余价值”（或“应纳税的盈余”），这部分可被公平地用于救济贫困。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工具就是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并将这些税收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其他改善性措施。“赋权型社会”这一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后来许多理论的基础，比如阿马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的理论，它们的目标都是通过国家行为去促进个人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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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新自由主义浪潮与凯恩斯、贝弗里奇和罗斯福有关，它于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熟。凯恩斯的目标是弥补古典市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缺陷，即无法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维持足够的总需求，以确保所有潜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这是政府的职责。持续的充分就业不仅是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它也是凯恩斯道德计划的一部分，借此尽可能快地度过经济必要性的难关，以便为所有人开启美好生活的大门。威廉·贝弗里奇是英国福利制度的创始人，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旨在消灭肮脏、无知、贪婪、懒惰和疾病五大罪恶。194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可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为人们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以抵御退休、失业和残疾带来的危害。国民卫生保健和教育均靠税收提供资金支持，这使得贝弗里奇的宏伟蓝图变得完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以防止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中崩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是为了解决美国经济特定领域存在的问题，但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和《圣经》的语言，发誓将“钱贩子赶出圣殿”。罗斯福新政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延续和推广，以致力于改善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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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道德碎片是由社会民主提供的，社会民主于19世纪晚期从革命社会主义中分离出来。它的首要主张是，生产工具归人们共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彻底分道扬镳，一派仍试图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派改称社会民主派，放弃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对革新后的资本主义抱有信心，以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因此，在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体中，社会民主派给新自由主义添加了一种强烈主张平等的承诺。尽管其基本模式有许多变化，但它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都找到了政治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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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也存留着较古老的道德碎片。经济学这门学科创立的初衷是对市场霸权施加大量限制。除了维持市场竞争的一般责任外，亚当·斯密认为政府还应承担起三项职责：国防，执法，建立并维持公共机构的运转。虽然它们有益于整个社会，但由私营企业来提供并不划算，因此，用政府税收来支付比较合适。政府的第三项责任中也包括教育，它是人们需要的产品，也是应该生产的产品，但出于各种原因，市场不会生产它。在19世纪末，福利经济学家发展出重新分配收入的功利主义理论，其前提是，1美元或1英镑对富人的效用小于穷人，其结论是，更大的社会公平会提高所有人的效用或福利。但典型的情况是，借助“市场失灵”的语言，经济学基本上把伦理道德的主张纳入了它的功利主义框架，致使道德丧失了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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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三种道德碎片还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推动西方社会朝着实现凯恩斯式的道德和物质条件愿景大步前进。在此，我们用一句话加以总结：政府要有意识地把保障全民福祉的物质条件作为目标。资本主义没有被废除，而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像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思家想怀疑它是否还是那只野兽［《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1950~1975年政策的主要成就包括：维持充分就业，通过实施累进所得税制减少不平等程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以及维护和平。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工人们的实际工资增加、工时下降；通货膨胀率适中；19世纪那种有失颜面的贫穷被消灭；健康、教育、妇女权益有所提升。大多数时候，经济增长都被当作整个政策组合的副产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目标，更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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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和经济条件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合实现我们的基本元素。但问题是，道德丧失了自己的语言。20世纪70年代，经济和社会难题困扰着西方世界，这是传统道德没有“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有效地对道德改良主义和机械改良主义做出区分。道德改良主义视物质条件改善为提高人们道德状况的途径，而机械改良主义只是试图让人们变得富足。宗教瓦解，以及经济学、政治哲学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共同剥夺了道德自由主义者的语言，他们被迫使用纯粹的机械式论调。他们指出，如果劳动者在食物、住宅、衣服、健康和教育方面获得提升，自然会对生产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一旦被普遍接受的语言变成了效率的语言，道德改良者就很容易受到某种指责，即他们降低了人们工作和储蓄的动力，并窃取了生产领域的资源，导致效率低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自由主义无法提出取代利益动机的主张，只剩下适用于“市场失灵”的特定案例的限制条件。所以，当社会自由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财政危机时，它们无法在智识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辩护，以阻止不受限制的利己主义哲学卷土重来。于是，税率骤降，政府受到约束，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行业任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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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根本不必为了效率而牺牲美好生活。如果我们确实达到凯恩斯所说的“财富积累不再有社会重要性”，我们就可以自由地抛弃“各种伪道德原则、社会习俗和经济实践，它们会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奖惩。而我们现在却不惜一切代价去维系它们……因为在促进财富积累方面，它们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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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圣本笃（St. Benedict, 480~547年）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圣徒，“西欧隐修生活的始祖”，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在《德性之后》的结尾处，麦金泰尔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类似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黑暗和野蛮的新时代，高尚文明的生存不是依靠革命的世界，而是类似修道院的孤立社区来抵抗黑暗时代的蹂躏。——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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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意大利法西斯的“公司式政府”理论，是对罗马教皇通谕的一种欺骗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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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给政府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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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在撰写政党宣言，因此只能给出宽泛的指引；我们也不认为自己的目标可以立即实现。就像凯恩斯一样，我们也想“飞向未来”，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既比凯恩斯有利，又比凯恩斯不利。有利之处在于，我们现在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富裕了4倍或5倍；不利之处在于，我们失去了大量对他和他的追随者来说很自然的道德语言，而且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枯竭导致的新匮乏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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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实现基本元素的经济组织是什么样子的？它一定要生产出足够多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所有人的合理需求和舒适标准。它要大幅减少人们的工作时间，增加闲暇，这里的闲暇应理解为开展自主性活动的时间。它必须确保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较小，为实现健康、个性、尊重和友谊等基本要素奠定社会基础。最后，在一个努力实现友谊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些基本元素的社会，它将更多地强调地方主义，而更少地强调中央集权和全球化。这些物质必要的条件相互联结，缺少一项就会殃及其他，尽管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如果人们不得不过于辛苦地工作，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的需求，那么，像闲暇这样的基本元素就会被牺牲。极度的贫富不均也许会与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商品并存，但只要少数人拥有的东西远多于其他人，就会引发不满足。最终，无论是在生产活动或是政治生活中，地方主义似乎与个性、尊重以及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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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策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自由的国家要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个人的工作时间和消费水平，使之趋于合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极力倡导非家长主义，他们认为个体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判；即使不是，他们也可以自由地犯错。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应拥有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的自由，而且应由消费者需求来决定生产内容，因为只有个体消费者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说来，大多数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政府在这些事务上偏离了中立立场，就触犯了个人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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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场可被视为非强制性的家长主义。我们认为，政府权力可以被用来推广基本元素，但仅限于它不会毁灭“个性”这个基本元素。因此，我们总是倾向于采取非强制性措施，而不是强制性措施。所以，我们下面的建议涉及鼓励或劝阻某种行为，但对个人的自由权不做任何新的限制。事实上，我们的建议旨在增加个人选择的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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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中，我们指出了工作时间长的原因：一是相对于劳动力，资本的力量更强大；二是没有止境的欲望，广告对它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第一个因素关乎实际收入的多少，人们不得不为之忍受工作的痛苦；第二个因素关乎人们所需要的收入。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现有体制以牺牲闲暇为代价，增加了工作的强度和时间。第一个因素阻止收入中位数与生产力同步增长，第二个因素则诱发在任何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冲动。因此，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确保收入的分配更加平均，又要减轻消费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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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反映生产力的水平。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力提高的成果归所有人共享，那么平均工时在1980年后可能会持续下降。但事实上，一方面资本吸收了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领域，生产力的增长很难衡量，与生产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工资机制已经失灵，致使公共部门不得不依据公共财政的状况来发放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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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凯恩斯在1930年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按他设想带来的收益的方式得以解决。凯恩斯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寻找节省劳动力的方法的速度比我们为劳动力寻找新用途的速度更快。然而，制造业自动化不仅没有使休闲时间大幅增加，反而导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行业，人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维持生计；而那些没有被吸纳进服务业的劳动力要么失业，要么成为临时工。诚然，后一种方式减少了总工时，却大幅增加了就业的不确定性，与安全这个基本元素相冲突。与此同时，实际收入的增长停滞导致人们的负债增加，因为无止境的消费欲望无法用工作收入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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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是富裕社会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但是，服务业不应该像今天这样倾向于满足“寡头财富”的需求。事实上，我们慢慢地退回到人类社会早期的状况，那时的社会分成两个阶级：少数食利者和奴仆。凡是那些掌握大量财产的人都能负担得起各种服务，而这些服务则由那些因缺乏财产而被迫长时间工作的人提供，比如司机、园丁、家仆、清洁工、保姆、家庭教师、健身教练、美容师、宠物美容师、店员、服务员等。在这种社会里，由私人投资为富人提供的高档服务与由共投资为其他人提供的低档服务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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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足时代，这将是一个可怕的结局。我们如何能避免它呢？我们需要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只有当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提高到现在少数富人的水平，平均工时才会持续下降。在英国和美国，最高收入和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差距已成为鸿沟。我们应该不断努力，提高教师、护士和其他公共服务人员的收入。这要求较高的税率，正因如此，相对一开始在收入分配方面就较为平均的国家而言，它会遇到更多的政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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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还不够。雇主除了可以决定雇员的薪酬之外，还能决定雇员的工作条件和时间。对于雇主而言，雇用更少的人，并让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这比雇用更多的人更划算。结果，劳动力市场被一分为二，一边是不想长时间工作却被迫工作的人；一边是想工作却得不到足够工作时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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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立法逐渐减少工时，限制周工作时间和（或）增加法定休假时间。此法毫无新意，因为自从19世纪初《工厂法》颁布以来，工时已经得到控制。今天，《欧洲工时法》将每周工时限制在48个小时以内，2000年，法国立法规定每周工时不超过3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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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之下，雇主和雇员就可以公开协商弹性的退休时间和工作分享的安排。工作分享可以打破“劳动力总量固定”这个一直被经济学家回避的谬误，也就是说，工作数量有限，应该让所有想工作的人一起分享。如果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增长最大化，那么，肯定要反对这种做法。但是，如果不把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在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的世界里，工作分享就是实现劳动力供需平衡的文明方式。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岗位上也可以实行工作分享，但需要额外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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