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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的普遍减少并不会导致大多数人工资的下降。举例来说，荷兰人比英国人的工作时间更短，但平均薪资比英国人更高（荷兰人为4.2万美元，英国人为3.6万美元），而且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比较平等。工人在更短的工时里努力工作，或者雇主改善工作方法，生产力甚至还会提高。1974年，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尝试让英国人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每周工作3天，而这段时间的生产量几乎没损失。20世纪80年代，大众汽车公司把每周工时从36个小时降到28.8个小时，以避免裁减3万名工人，结果表明，工厂的生产力反而提高了。更短的工时意味着工厂可以安排更多的轮班，虽然每个员工的工时减少，但总的生产时间得以增加，由此降低了单位成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的方法也被引入了欧洲其他地区，以抵消大规模的工业“缩编”。这种方法至今仍在起作用，而且证据表明它是有效的，不仅减少了工时，而且平衡了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之间的收入，还提高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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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大量证据显示，如果条件允许，并且收入的下降幅度不太大，人们愿意牺牲部分收入以换得闲暇。1993年，丹麦的一项法律规定，人们有权间断性地工作，同时有权不间断地获得收入，从而创新了工作分享的方式。每4年或7年，雇员可选择休假一年，也可以把这一年时间分割成若干时间段。在他们休假期间，没有工作的人可以代替休假的人工作，休假者只领取60%的工资。行业工会已经开始利用这些法律条文来减少公司员工的工时，以增加固定工作的数量。虽然工时短的工人工资也更少，但这是他们的选择。不像经济学家想的那样，许多工人并没有把生活水平和收入画等号，丹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收入提升了闲暇的价值，但收入无法代替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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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分享方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许多工资低的工人却负担不起，他们十分需要全职工作的收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收入这个概念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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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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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是国家支付给一个社会的正式成员或合格居民的收入，不管他或她是否愿意从事有偿工作，不管他或她是富有还是贫穷，也不管他或她的家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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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必须和最低收入区分开来，后者的目的是防止人们的收入降至贫困线以下。最低收入是根据收入调查的结果来确定的，而且和就业市场挂钩，它要求领取者必须积极地寻找工作（在英国，失业救济被重新贴上“求职者补助”的标签），或者被用来补充极低的薪水。相反，基本收入是向所有公民无条件支付的收入，理想情况是支付的金额足够高，从而使他们有权选择工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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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方案有时也被称为公民收入计划，它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托马斯·潘恩、19世纪的查尔斯·傅立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不无赞赏地提到他们），等等。后来，拥护它们的人有贵格派信徒和社会主义者，以及詹姆斯·米德、塞缪尔·布里坦、安德烈·高兹等人。1943年，自由主义者里斯·威廉姆斯夫人提出“社会红利”的概念，建议把它支付给所有家庭，不论收入多少，其资金来自所得税，并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还有其他一些建议，比如弥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负所得税”，即给所有收入低于某个门槛的人支付一笔现金，它视为一种花费比较少的社会保障方式。当劳动力供需平衡时的工资无法维持人们的生活时，基本收入等办法就会被当成补充工资的方式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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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较早的主张都是基于权利或资格而提出的，典型的说法是每个公民都有权分享国家的财产，包括大自然或继承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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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所有人都无条件地享有的情况下，基本收入通常会引发两种反对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它会导致人们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另一种声音是社会过于贫穷，以至于负担不起基本收入。由于存在这两种反对意见，基本收入方案只在少数地区能看到，比如阿拉斯加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们的财富主要来自自然资源，无须费太多力气就可以开采出来，因此能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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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问题不是匮乏而是富足，当政策目标不是增长最大化而是保证基本元素的实现时，这两种反对意见就站不住脚了。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收入计划的目的就成了使闲暇更具诱惑力，同时弱化工作的吸引力；此外，富裕的国家更能够负担得起向它的公民支付基本收入。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将使非全日制工作成为可能，因为现在许多人不得不从事全职工作；它也允许工人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开展工作，而这个选择权现在掌握在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手中。2005年，塞缪尔·布里坦阐述了基本收入的原理，这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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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位公民都成为承租人。私人财产和不劳而获虽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谴责，但它们本身并不邪恶。问题在于，拥有者太少，以至于能够享受它们提供的个人自主权的人非常少。无疑，在很多人向往的美好社会里，这些优势应由更多人共享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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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基本收入有两种替代的表现形式：捐赠资本（capital endowment）和有保证的年薪。有人指出，经分析发现，它们其实殊途同归，捐赠资本是预期未来收益的折现值。但资本给它的所有者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靠收入生活，要么靠资本生活，比如买房子、创业、储蓄或挥霍一空。有保证的年薪会让人们的生活更有保障，而捐赠资本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自由权。总的来说，我们更喜欢捐赠资本，因为它可以实现更广泛地分配可支配资产这个目的，从而为实现尊重和个性这两个基本元素奠定基础。但是，既然单个基本元素不应排斥其他基本元素，基本收入方案就可以包含资本和收入两个部分，或者可以让人二者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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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可以让全体公民脱离贫困线，负担不起基本收入的论调在富裕社会是站不住脚的。在1989年出版的《阿嘎索托比亚：合伙经济学》（Agathotopia）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认为，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相当于失业救济，通过资本税和国有但由私人管理的信托投资产生的收益，全体国民得到了资助，它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还有人指出，污染许可证就像碳排放额度，它的出售足可以为欧盟1500欧元的基本收入提供资金。资本交易税又称托宾税，它是另一个潜在的基本收入来源。2001年，两名美国教授布鲁斯·阿克曼和安妮·奥尔斯多特，提出了一项昂贵的捐赠资本计划，建立在对私人财富征税的基础之上。2001年，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戈登·布朗设立了“婴儿债券”计划，即儿童信托基金，朝着全民捐赠资本计划迈出了一小步，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每个新生儿提供一份价值800英镑的免税债券。[28]它有可能成为一项更大的捐赠资本计划的一部分，后者汇集了来自社会保障税、资本和交易税的收入，以及政府信托投资的收益等。但是，在英国联合政府于2010年开始执政后，为削减开支而叫停了该捐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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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基本收入方案只会导致人们懒惰和放荡。有保证的年薪将使大部分成年人变成依赖国家的寄生虫，浑浑噩噩、萎靡不振。如果把捐赠资本发放给不负责任的18岁年轻人，这些钱很快就会被花在毒品和名牌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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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是不能被忽视的，但是，也有两种积极的可能性。第一，领取捐赠资本的人没有理由比其他财产继承者做得更糟，当资本不是一笔独立的意外收获（比如中彩票），而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时，尤其如此。当然，也有很多富家子弟挥霍或赌输了他们继承来的财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富人在维护他们的财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不是完全靠自己做到的，财产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承，比如信托，它对继承人转让财产的能力做了限制。同样的限制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捐赠资本的支配上，它们有被放纵的人“挥霍掉”的风险。通过限制它们只能用于许可的项目（比如教育），并将领取者的年龄延后至30岁或以上，资金被挥霍一空的风险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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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要依靠教育，鼓励人们享受闲暇。目前，教育只是向学生提供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于他们就业。我们预测，未来的教育将完全清楚这一点：人一生的工作时间占其清醒时间的比重呈递减态势，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将变成为就业市场之外获得人生满足做准备。大部分为富家子弟提供教育的私立学校认识到了闲暇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向学生提供全面的课程，但公立学校却变得越发功利。如果富裕社会想要避免少数人过着美好生活，而多数人劳苦一生的情况，就必须对公立教育的理念进行大幅改革，公立教育的经费也要有所增加。过去，很多思想家都主张，为了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教育方面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和提升，这其中不乏经济学家的身影。只不过，后来经济学放弃了这一抱负，把学校当作人力资本的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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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来看，基本收入方案不会阻止人们工作，许多人只把基本收入当作他们所挣工资的补充。有些人想从事无偿工作，他们现在就可以这样选择。有些人想放弃无聊但高薪的工作，改为从事有趣但薪酬较少的工作，他们现在同样可以这样选择。在我们看来，自发和自主的活动都是闲暇，因此受到欢迎。它们的目的都是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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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消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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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消费压力是减轻工作压力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我们工作主要是为了消费，所以，我们消费得越少，工作的欲望就越弱。但是，我们的社会鼓励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即使那些负担不起的人也是如此，这是新富阶层不再“游手好闲”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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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5日，一份伦敦的报纸报道说，已占领了一名神经科医师在哈利街的家。该神经科医师表示，他每周必须工作60个小时，才能供得起他的那栋价值100万英镑的房屋的9成房贷。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完美写照。富人为了梦想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穷人则展开报复。我们的神经科医师税前需要挣多少钱，才能偿付90万英镑贷款的本息呢？根据借贷条款和年限的长短，每年大约需要偿还20万英镑。这意味着加班将成为他工作的常态。这样一栋房子连同住在里面的人（这位神经科医师的妻子已怀有身孕），需要很多钱来维护和养活。他们需要请一两个佣人、一个保姆、一个私人教练（为工作60个小时储备体力），需要拥有家电、假期和服装，也许还会有两个孩子。毫无疑问，这些开销是像这位神经科医师之类的专业人士所必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拥有价值100万英镑的房子使这位神经科医师跻身成功年轻人的行列，但他的年长的朋友或熟人也许拥有价值200万或300万英镑的房子，还有自己家的游泳池。因此，一周工作60个小时还是不够。我们的工作不断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我们的欲望又不断地加重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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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经科医师是一位炫耀性消费者，但是，他的消费冲动不仅限于奢侈品。现代资本主义从各个方面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的安慰剂，以及对我们长时间的非理性工作的虚伪奖励。通过给孩子购买玩具，而不是抽时间陪伴他们，家长将“强迫性消费主义”的理念传递给孩子。诚然，许多进入市场的创新商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它们同时加剧了消费竞争，从而阻止工时的下降。对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抱怨声之一是，它制造出的工作过多，而闲暇过少，导致友谊、爱好和公共服务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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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减轻消费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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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在用税收以及其他政策影响消费。它迫使人们为他们不想要的服务缴税，并剥夺了他们想要的服务，比如更好的教育、医院和铁路。国家对消费的影响在公共物品方面表现得更明显，这种产品对社会有益，无论人们想不想购买它们。例如，免费的学校午餐，经济适用房的补贴，为穷人提供的免费医疗，等等。其他政府补贴的例子还包括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剧场和歌剧院。当然，也存在所谓的“公害物品”，比如烟草和酒精，法律并不鼓励人们消费它们，政府会对它们征收“罪恶税”。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学家隐晦地指出，政府是代表消费者利益采取行动的，或至少是为了消费者。所以，虽然人们不想缴烟草税，但他们确实珍视自己的健康。事实上，消费某些商品可取还是不可取，政府正在代替人们做出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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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中指出，人类有无止境的欲望想要消费更多东西，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消费所代表的身份地位的渴望。超越了某个经济水平之后，人们的大部分收入都被花在从绝对意义上讲根本不需要的商品上，但这些商品可以让其拥有者显得比其他人的品位更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必定永远高于正常的价格水平，否则就体现不出它们的炫耀性功能。某些供给量有限的商品同样如此，这就是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会标出天价的原因。竞争性消费的增长导致工时延长，从而妨碍了闲暇这个基本元素的实现；同时，它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因此损害了友谊、个性和安全等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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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竞争性消费的传统方法是颁布禁奢令，禁止各种形式的炫耀性消费。雅典的“索伦法”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它限制出殡的人数和葬礼上祭祀物品的价值，还限制嫁妆和彩礼的价值，对结婚礼服也有相应的规定。早期罗马的禁奢令对家族活动的排场和炫耀性消费也有所限制，还限制陵墓的大小和葬礼花销等。禁奢令有助于阻止消费欲望的竞争性攀升，虽然它们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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