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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建议,每个人的支出只要超过7500美元,就要按累进税制缴税。消费的价格越高,税率也越高,直至70%的最高边际税率。最重的税负将落在富人的奢侈品支出上,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虽然想要完全用消费税取代所得税难以实现,[29]但如果政治阻力阻碍政府提高所得税,消费税可以成为提高边际税率的一种方式。这和全部采用支出税来抑制炫耀性消费有同样的效果,意在降低用于满足贪得无厌欲望的收入(乃至于工作)。正像凯恩斯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用风险不大的方式也能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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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多希望有一种可以把存款排除在计税范围之外的税制,以鼓励更快的增长。虽然在今天的富裕条件下,这种税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储蓄仍然应该受到鼓励,以便为延长的退休期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我们可以将消费税设定在特定水平上,以产生足够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让所有人都能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实现尊重和安全这两个基本元素。所以,累进消费税比累进所得税多了两个优势:它可以减少地位性的消费竞争,还可以增加退休金。消费税还可以成为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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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消费税无法减少人们对金钱纯粹的喜爱,这在日益扩张的金融行业表现得最明显。要知道,金融行业是当代资本主义真正的推动力,也是个人和企业财富最不同寻常的来源。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指出,很多金融创新“对社会毫无用处”。在我们看来,实际情况甚至更糟,它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贪得无厌心理的根源。约束金融行业的方式之一,就是向金融衍生品等征收交易税。比如“托宾税”,它既可以被用来削弱金融行业对经济活动的征收力,又可以成为公共支出项目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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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广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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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压力因广告而加剧。人们常说,广告的唯一效果就是使人们更容易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即使这是真的,它也不符合我们的目标,即人们应首先得到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想要的东西。无论如何,广告只想帮助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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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往常一样,经济学家对广告作用的阐述主要是从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的。他们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会在竞争市场上追求产品效用的,买什么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在这个模型之下,广告没有多少改变的余地,因为消费者已经有了明确的效用函数。广告的唯一作用就是提供信息,让消费者知晓一种产品,了解其质量和价格,以便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法律只需保护儿童,并防范欺诈即可。所有对广告持宽容态度的观点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家观点的变体,即无论如何,广告只是帮助消费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里并不存在对任何种类商品的过度消费的问题,因为按照定义,商品就是消费者想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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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广告倾向于传递资讯,但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如今,大多数广告几乎不包含任何信息,其目的只是创造一种氛围,以增加商品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诱使我们去购买并不需要的东西。以2003年极度成功的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广告为例,广告中只出现了人物剪影,在色彩缤纷的背景中欣喜若狂地跳舞,毋庸置疑,它的目的就是激发消费冲动,而不是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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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事实,经济学家却仍然对广告保持乐观的态度,只不过需要找到他支持的理由。有一种理由是,所有广告都能告诉消费者至少一件事:做广告的公司很在乎其品牌声誉,因此肯在上面投入资金,即使没有传递什么信息的广告也是如此。另一种理由是,通过强化产品形象,广告可以增加产品的价值。(你不仅买到了一辆雷诺汽车,你还买到了它的酷炫感。)最有创意的理由来自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即使消费者的偏好被广告改变了,也只是因为他们有“前设偏好”,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后设偏好”。这里面没有什么险恶的用心,就好比你买了铅笔之后,又想买转笔刀一样。当然,跟铅笔不同的是,广告通常不是人应该追求的东西,它们甚至会像贝克尔和墨菲承认的那样,“制造焦虑和抑郁,引起对他人成功和幸福的嫉妒心,激起人们对父母或子女的愧疚感。”这就是广告通常会被穿插在令人愉快的文章或电视节目中的原因,其目的是补偿读者或观众阅读或观看广告的负效用。然而,人们自愿观看广告,表明它们应该被视为对其他商品的补充,而不是造成人们品位改变的原因。互联网将互补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它会用一系列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商品相关的东西去诱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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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关于广告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以固定的偏好进入市场,并尽最大努力去满足它们。但是,这些理论忽视了市场会重塑它要满足的那些偏好的方式。马克思主义根植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它对人类欲望或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动态的需求感觉更敏锐。黑格尔写道:“需求……不是由那些直接体验过它的人创造的,而是由那些试图以其谋利的人创造的。”这种思想成为马尔库塞批评消费主义的基础,也成为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的基础,该书指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创始了生产流程,并将消费者的需求引导到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上。斯坦利·里索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大的一家广告公司的总裁,他同意上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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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不会购买第二辆车,除非你强烈地提醒他们。你必须在他们的大脑里制造出这种需求,使他们意识到第二辆车将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有时,他们会敌视这种想法。我把广告看作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力量,它能够改变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向人们灌输更高的生活水准,广告将消费提升到与我们的生产力和资源相匹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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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广告激发了我们贪婪的倾向,那么限制广告的理由就非常充分。对广告的各种控制已经存在,与罪恶商品以及儿童有关的广告尤其如此。比如,瑞典和挪威禁止在儿童电视节目中插播广告,也禁止发布任何针对12岁以下儿童的广告。许多欧洲国家有意降低电视对于广告商的吸引力,要求广告在电视节目开始前和结束后集中播出,从而使观众可以避开它们。但在英国,很遗憾,数十年来,总体趋势是放松而不是增加对广告的限制。律师广告的禁令在1984年被解除,因此导致美国式的索赔不断增加。电视节目中的植入式广告,指的是剧中人物使用节目赞助商的品牌产品,关于它的禁令在2011年被取消,其影响还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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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这是限制广告的另一个正当理由。许多消费都属于浪费之举,原因是人们购买了某些产品,却忽视了它们的质量或受到误导,这些产品要么不奏效,要么达不到消费者的要求,最后被丢弃或引发昂贵的诉讼。最好能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广告都加上明显的健康警告,以阻止这种浪费,比如,在香烟盒上印上“吸烟有害健康”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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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公司将广告费用列为成本项目以减少纳税额,这种税制可从源头上限制广告。公司需要衡量做广告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否超过纳税额。做广告的公司也许不得不因此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由此可能产生减少奢侈品销售量的理想结果。必需品不大需要做广告,所以,受影响最大的将是那些与需求联系最不紧密的商品。这样的税制也将损害商业电视台的利益,因为目前全世界商业电视台有49%的收入来自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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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旨在减轻工作压力、消费压力和财富积累压力的政策,也不是没有问题。它们只是方向性目标,而不能作为立法的蓝图。它们是家长主义的,但不是强制性的。它们旨在慢慢推动社会朝着美好生活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强迫人们接受美好生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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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根据计划,英国将为每年出生的70万名新生儿开立账户,预计成本是4.8亿英镑。这笔资金将被用于投资,等到这些孩子18岁时即可支取,并用于允准的项目,比如教育、培训、买房或创业。政府提供的债券价值不等,条件较好家庭的新生儿可获得400英镑,贫困家庭的新生儿可获得750~8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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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主要问题在于耐用消费品和礼品。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应被视为投资而免予征税,还是作为支出进行征税?礼品应该免税,而且作为受益人的负债来对待吗?在第二种情况下,富人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利用累进制支出税的规定,把礼物送给税负较低的人,以此作为他们支出的一种手段。尽管支出税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几乎肯定要比所得税的征收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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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经济前景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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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最后重温一次凯恩斯的那篇题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的短文,他在其中写道,“当经济目标本身变得不再合理时,它对其他人就会是合理的。”他解释说这里的“其他人”指的是“人们所在的阶级和群体”。很自然,阶级可以解读为本国的穷人,但“群体”却没有地理界限——无论穷人在哪里,帮助他们都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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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的文章里,他并没有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发展”这个概念在当时几乎不存在。就像英国的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富有一样,世界上有些地方也比其他地方更富裕。凯恩斯认为,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将很快赶上富裕地区,都达到富足的状态。就像他认为英国的富人不会把穷人远远甩在后面一样,他认为富裕国家跟贫穷国家的差距也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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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凯恩斯大错特错了。虽然某些亚洲经济体已经赶上或正在追赶西方国家,但世界上仍有1/4的人口深陷贫困的泥潭。一方面,凯恩斯未能预测到全球人口的爆炸。另一方面,他以为通过殖民主义和自由经济这两种力量,资本和技术的进步会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当时,世界上大部分贫困国家都曾是富裕国家的殖民附属国,由殖民宗主国掌控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其具体经济形式(至少对于英国来说)表现为维持商品进口和资本输出的自由市场。在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世界里,这种方式非常合理。资本从充裕地区流向匮乏地区,为的是赚取较高的回报;自由(即免税)进口的政策为资金借入方提供了偿还借款的手段。富裕国家中有人抱怨,资本输出牺牲了本国的经济发展;他们还抱怨,自由进口损害了本国的就业。但总的来说,贫富国家之间的交易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富国出口工业制品,而穷国出口粮食和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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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凯恩斯沿着这个思路,而且忽视了人口爆炸的威胁,他预测道,100年后,大多数贫困国家将赶上富裕国家。届时,自由贸易和资本输出的逻辑将变得多余,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充裕。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彼此间贸易的规模。贸易也将回归亚当·斯密的观点,成为关乎自然优势的事情。以援助政策形式出现的全球再分配,将减轻现有的区域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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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是,富裕国家已经达到凯恩斯预测的“乐土”状态,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深陷贫困,主要是因为人口增长的速度比资本积累更快。而且,除了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外,世界还面临着绝对资源稀缺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富国应该如何与穷国展开经济交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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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担心,贫困国家移民的涌入会抢走目前有工作的人手里的饭碗。只要工作分享和基本收入能够减轻公民和居民的工作压力,就可以减轻他们对移民会抢走自己工作的担心。另外,在本国公民能领取基本收入而移民领不到收入的社会里,很难实现尊重这个基本元素。这种情况在阿联酋就出现了,该国只允许公民领取基本收入,但它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受人轻视的移民完成的,他们没有公民权或定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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