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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时代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而现在大部分都是竞争性的。富裕国家的资本家将制造业和某些服务业的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贫穷国家，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和服务再被拿到富裕国家销售。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以牺牲富裕国家的就业率为代价，造成许多西方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或停滞。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人们可以在沃尔玛买到比以前便宜20%的生活用品，但它们不一定能弥补人们的工资损失。”即使赢家得到了贸易顺差，在原则上可以补偿输家，也不能保证赢家一定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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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对贫困国家也不一定有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抑制了穷国保护自己新生工业的能力。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认为，“拥有效率不高的制造业总比没有制造业要好”，他建议达成一项交易，即允许富国保护自己的农业（但禁止将过剩的产品向全球市场倾销），同时允许穷国保护它们的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这个观点反映了几百年来的实际情况，直到它被自由贸易的信条所取代。在自由贸易制度下，没有国家变得富有。它们进入全球市场之初是富有的，而不是贫穷的。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除了个别国家，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几乎都是因为采用保护主义、政策补贴和其他政策而致富的，其中也包括所谓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发源地的英国和美国之初。但如今，富裕国家却建议发展中国家不要实施这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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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资本输出成为协调富国和穷国利益的主要方法。主流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对于富国来说，资本向穷国转移获得了比在本国更高的回报，也可以降低穷国的借款成本。事实上，大量资本之所以向上流动（从穷国到富国）是因为穷国的政治不稳定，投资有风险。今天，穷国的强权人物及其亲信，在瑞士开设银行账户，他们是资本从穷国外逃至富国的最坏例子。要使资本的流动对双方都有利，世界货币体系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同时还要限制热钱的流动。另外，如果要降低贸易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富国到穷国的部分资本输出需要采用援助而非贷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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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我们不得不从经济一体化的彼岸退回，耐心等待穷国真正赶上富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本国的生产来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发展中国家需要放弃出口型增长模式，因为它依赖于发达国家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如果富国更少地参与穷国的经济，穷国也许会做得更好。但是，富国仍要对贫穷的非洲国家开放市场，要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经济总量甚至还赶不上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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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想象的充裕世界里，新投资的收益接近于零。储蓄主要是为了晚年，以及为了替换现有的设备。开发新产品也许有少许回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主要目标就变成帮助世界上极其贫困的人实现生活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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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穷人服务未必要采用传统的有偿工作方式。随着人类本性之罪——欲望的减少，我们可以预见它会被多种志向所代替，而且这些志向会落在我们所说的闲暇的范畴之中。自愿牺牲个人的安逸生活，去帮助不幸的人，这被普遍视为在道德上令人钦佩的举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内外的志愿服务中找到他们的慷慨（和冒险）本能的用武之地。他们耗费精力、贡献经验和专长、付出爱心、帮助他人，这些都是牺牲收入去追求闲暇的行为。他们正在过着美好生活，并且引领其他人走上通往美好生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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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社会和经济的组织方法，它反映的是为了获得美好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而要减少的工作量。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经济学的稀缺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深深地扎根在经济学之中，强调效率至上。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一个已经实现充裕目标的社会，该如何组织这个社会的集体生活呢？对此，我们提出了一些生活安排，但这些以贫困为前提条件的规划与某些被广为接受的经济政策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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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升级了凯恩斯“经济前景”的版本，它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持续下降。我们要么扩大工作分享和闲暇的范畴，将其变成我们的优势；要么继续采用“欲望创造”的体系，它受贪婪的驱使，以牺牲工作的稳定性和收入平等为代价，并且无视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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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现美好生活的政治前景又如何呢？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对政治变革的物质基础保持警惕，他们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的行动开始了”。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自我毁灭的工具，以数字科技的形式出现。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把黑客视为反抗知识私人所有制的象征性人物，也是新无政府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领导者。舞台已经搭好，精英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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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我们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金钱有什么用处，以及美好生活的意义何在。这涉及让长期以来不受欢迎的哲学和道德理念复活，因为人们确实在道德标准方面意见不一。伦敦金融城的大部分银行家都承认他们的薪资过高，而医生和教师的报酬过低。但是，他们已被职业化了，就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样，以至于无法想象规则之外的生活。在现行制度下，人们会努力做到最好，但也渴望能生活在一种更好的制度下。本书就试图帮助人们找到一种更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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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恪守实现个性和尊重这两种基本元素的承诺，因此不会推荐强迫性方式。我们的目标是让前人的方法向有利于美好生活的方向倾斜，使人们更容易逃离你死我活的竞争，找到不以赚钱为核心内容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政治或法律制度可以避免偏见，不管它们自我标榜有多么中立。事实上，正如我们描述的那样，我们现有的制度充满了偏见。其中有些偏见，我们予以认可；但其他的偏见，似乎应予以摒弃。我们认为政府要有明确的道德选择，这样我们才能进行恰当的道德辩论。如果我们是家长式作风的人，那就直截了当，不必遮遮掩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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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需要得到宗教的支持吗？也许吧。基本元素在逻辑上不依靠任何一种宗教教义，但它们的实现若不借助权威和启发也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宗教可以提供这些。大多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改革家都是基督徒，其他人则像凯恩斯形容的那样，“摧毁了基督教，但又受益于基督教”。一个完全缺乏宗教动力的社会，能积极地追求公共利益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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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读者如何看待我们这些独特的建议，如果不设法实现美好生活的集体愿景，而是一错再错，富裕社会也承担不起这样的放任自流。现在，我们面对的最大浪费不是金钱，而是关于人类的可能性。早在1933年，凯恩斯就宣称：“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再服从于利润的检验，我们就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文明了。”这种改变的时代，早就应该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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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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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够了还嫌少，那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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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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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是打算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多少钱才够吧？”写本书的时候，朋友们经常会半开玩笑地问我们这个问题，“那你觉得多少钱才够？”我们发现如此反问不失为一种机敏的回答，还带有一点儿学术探究的意味。我们得到的答案常常是“那要看‘够’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足够过一种美好的生活。”有时，这个问题的提出的确会促使人们尝试着说出一个数字，可想而知，因为年龄、境遇和国籍的不同，这个数字自然存在显著的差异。当然，事实上，若想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一个有意义或者有一定约束力的答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承认生活是美好的，却不是主观地认为生活是美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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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服读者，美好的生活确实存在，我们应该努力去过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多少钱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呢？答案要经过论证才会得出，而不是一开始就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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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许多人帮助过我们。阿曼德·克莱斯是卢森堡欧洲和国际研究所的所长，2011年5月27~28日，他在卢森堡为本书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对此，我们表示非常感激。阿曼德以其一贯活泼的风格主持了那次会议，他召集的参会人员都是一些跨学科的知名学者：迈克尔·安布罗西、克里斯蒂安·安斯佩格、汤姆·包勒、玛蒂亚斯·宾斯威格、乌尔里奇·布兰德、伊莎贝尔·卡西尔、阿迪提亚·查克拉博蒂、安德鲁·哈勒姆、玛利奥·赫什、安东尼·肯尼爵士、查尔斯·肯尼、盖·克尔什、瑟奇–克利斯朵夫·科尔姆、阿克塞尔·雷昂胡夫伍德、费力克斯·马丁、马特·马特拉沃斯、约翰·米尔班克、艾德里安·巴布斯特、盖·舒勒、拉里·斯登托普、阿尔弗雷德·斯坦赫尔、亨利克·斯拉弗和保罗·扎伦。他们读过本书的初稿，有些人甚至冒着当时还笼罩在欧洲上空的火山灰前来参会。从他们的建议中，我们获得了很多鼓励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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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英国经纪人是迈克尔·西森斯，出版商是斯图尔特·普罗菲特，他们为出版计划的制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诚挚、坚定地推进本书的出版工作；朱迪思·古勒维奇是我们热情的美国出版商，她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们将长久保留她的电子邮件。他们都鼓励我们冲破学术的苑囿，将我们自己的观点清晰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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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读过本书全部或部分书稿的朋友，我们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他们的评价和批评帮助我们改进了对问题的论述，他们是：佩里·安德森、托尼·比卡特、卡门·卡力尔、梅格纳德·德赛、罗宾·道格拉斯、帕维尔·厄罗奇金、理查德·法因斯、彼得·帕甘、普拉内·尚克利查、理查德·西福德、奥古斯塔·斯基德尔斯基、威尔·斯基德尔斯基和吴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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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罗伯特全球研究中心的皮特·米尔斯和克里斯蒂安·威斯特林德·维格斯特姆，他们在研究和评论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尤其是皮特，他在搜集数据和构建第1章内容的论据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深造之前，作为暑期实习生，唐纳德·潘对我们出手相助，我们很欢迎这样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英国上议院图书馆馆长及工作人员，他们满足了我们对书籍和论文无休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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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们很享受集体研究的氛围。2011年4~5月，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朗格多克写作并讨论此书。那是一段极为开心的日子，也是一段探索之旅，对于我们父子俩来说，那还是一段共有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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