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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在其自传里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参与20世纪50年代各国开始建立国民账户的实时统计以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历史数据的统计工作，是由于对经济政策的偏爱，说到底，是由于自己小时候所受到的影响。对于每个曾经受过贫困煎熬的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使经济繁荣或萧条？又是什么让经济增长？是不是因为某些文化的关系，比如说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基督教新教是北欧繁荣的原因？是不是如马尔萨斯和其他人所假设的人类发展的必然？抑或是气候、生态原因？是不是许多历史学家如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1967）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85）提到的殖民剥削创造了西方繁荣却致使别处贫困？或者自亚当·斯密以来许多经济学家所相信的，经济的繁荣源于劳动分工和贸易的增加？还有大家坚信的在新经济时代起到重要作用的技术到底起着哪些作用？创新又是如何与其他解释因素融合的？要对不同的答案进行判断，必须有据可依。哪些国家在何时真正发展了？无论是人口增长、新教改革，还是殖民征服，发展模式是如何与这些因素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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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经济历史和发展的理论不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直接影响到今天的各种政策，例如如何刺激经济、减少贫困。比起统计细节，我们大部分人对那些精彩的论述更感兴趣，但是只有通过仔细查阅这些数据，我们才能排除一些理论而暂时接受其他一些理论，就像科学上对宇宙性质的辩论建立在无数次精心准备的实验而得到的结果之上。麦迪森收集了大量必要的数据，依靠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的致力于收集基本经济数据的庞大的研究人员网络，这个网络遍布美国、欧洲、日本甚至还有当时的苏联。麦迪森称之为“数据爱好者俱乐部”。他的统计巨著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出版，并于2003年修订，所以短期内学术界不会改变已经公认的全世界经济史的总轮廓（Maddison，1995，2001，2003）。这些数据使经济学家能更深入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排除一些历史上最著名的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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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现实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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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迪森的两本书《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也许可以找到些证据，看到一些关于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主要“典型化事实”或者有效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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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以前，没有经济增长。这显然有些夸张了，因为城市化进程和营养摄取的改善都表明经济一定有或多或少的增长。但是这些增长实在是太小了，无法在GDP数据里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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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1800年，（现在的）西方国家5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过程。而其他地区，虽然人们的生活质量（预期寿命增加或者新产品的出现）有了提高，但是1800年的人均GDP与8世纪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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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之后，西方各国的人均GDP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英国是这次飞跃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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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没有大幅提高。这些地区包括中世纪领先于全球并且在18世纪末期还能和西欧抗衡的中国。事实上，其他研究人员强调中国在1800年比西方国家富有。这成为统计学上的一个遗留问题。无论如何，公元1300~19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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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各国经济的腾飞持续到了今天，但其间也是起起落落。上升比较快的时段包括1870~1913年和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而明显的调整期包括1913~1950年以及1973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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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非西方国家后来者居上，经济飞速增长，比如日本以及近年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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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虽然工业革命早期是贫富差距拉开最快的时期。在公元1000年，西欧的收入水平落在了亚洲和北非的后面，尤其远远落后于中国。根据麦迪森的统计，到了14世纪，西欧赶上了当时领跑世界的中国。到1820年，西欧的平均收入已经是其他地区的2倍；到1900年，已是6倍；到2000年，差距变成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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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片面的。所以，不能说公元1000年之前没有GDP的统计就没有经济发展。因为显然不能否认以下证据：人类身高的增长、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卫生状况的改善、城市的扩大以及其他显示经济发展的事实。只是这些变化虽然是人类发展史中很重要的部分，却没有在GDP中留下痕迹。那时候GDP的增长太缓慢以至于根本无法记录下来，显然经济学家留意到了GDP之外的其他显示经济增长的方式，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被反复提及。很多非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家只关心GDP，或者只关心能用货币来衡量的收入。在过去一二十年之前这种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但今非昔比。这些章节将告诉大家如何理解传统意义上的GDP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典型化事实里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事实数据和被推崇已久的历史理论之间的冲突。经济增长的模式使那些宏大的理论看起来简化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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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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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统计证据与那些认为1500年是西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的任何理论都格格不入。麦迪森的研究显示当时西方没有任何增长加速的迹象，直到1800年或1820年，经济增长才有所凸显。这足以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在高中历史课本上我们学到过文艺复兴是西欧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以及技术的进步，比如印刷术的出现（1455年古腾堡圣经），伟大的探险家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征服新世界后大量白银的涌入（1532年，皮萨罗对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的胜利），都没有加快收入增长的速度，在此后漫长的3个世纪中经济仍然徐步不前。这并不是说这些发明和发现不重要，也不是说它们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举例来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因航海大发现而得到的殖民地资源是西方经济得以长足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功效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才显露出来，因为只有更快速的经济增长才能体现出这些资源的必要性。早期的探索和发现并没有立即刺激经济快速增长，而是后期通过人类知识的积累与消化，才使18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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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观点还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举例来说，生理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最畅销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文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中，主要依据公元1500年前后大量的发展变化来论证，对新世界的征服和科技进步使西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可以领先于其他国家。虽然地理和生物因素促进了西方的发展，戴蒙德还是把西方在地缘的成功归因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大发现。1532年11月16日在卡哈马卡，皮萨罗和168名西班牙士兵战胜了80000名印第安人，戴蒙德将秘鲁高地上这场战斗的胜利描述为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碰撞中“最富戏剧色彩和决定性的时刻”（Diamond，1997：354）。显然戴蒙德对整理科学证据的精通程度已无人可及，而且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生态中的有利条件在解释人文发展的跌宕起伏中极其重要；但即使排除了可能的夸张修辞，他的那些标志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经济证据也不是完全相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是错的，而是对新世界的征服在多大程度上为西方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像台球般精确和简单，理念、技术、征服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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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西方在16世纪领先世界的根深蒂固的理论，是新教改革所确立的文化规范给北欧和西欧带来了无法比拟的经济和政治优势，这个理论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1904年，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说，职业道德和节俭的好习惯都是从新教徒的道德观中演变而来的，而不是从欧洲南部大面积的天主教区传来的，因为那里教会（对反高利贷）的教育非常松散，工人都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韦伯特别指出，意大利工人的态度（尤其是那不勒斯人，其中特别以那不勒斯的马车夫为代表）是资本主义进程的障碍。但不知为什么意大利还是进了七国集团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的俱乐部，另一个七国集团的成员日本，也不是基督教国家。所以，经济发展是靠新教伦理的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比起很多对此观点的总结，韦伯的分析要深奥得多。他描述了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是以大部分人群的文化规范为基础的，这与早期在其他地区发生的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爆发是一致的。即使如此，韦伯的说法也有误区，因为在1517年以后西欧或北欧都没有任何经济加速的证据，而那正是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腾堡宫廷教堂门口挑战教皇的时候。6我所反复强调的并不是说文化改变不重要，而是文化对增长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比起新教徒道德观所容许讨论的其他话题来说，实在是太细微、太缓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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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作为经济史重要转折点的论文，还忽略了15世纪晚期之前的技术进步和增长的证据。虽然那时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印刷术还没有被发明），但是重要的创新已经出现在农业技术（比如三圃轮作制）、能源（比如水车和风车）以及其他产业领域中（尤其在金融领域，会计和保险有了很大发展），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对人均收入的缓慢增加已经有了足够的贡献。到1100年，威尼斯共和国（当然不是今天那些主题公园）开始崛起，它是11~16世纪西欧最富裕、最有生机的经济体，也是当时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在1100~1500年，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弗兰德斯也处于经济领先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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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书中所说的新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现代学者中已经很少有人强调了，但是文化决定增长的观点还是很有影响力。虽然文化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这个理论还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论证，但一切强调以文化为基础的理论必须要与1000~1800年（而不仅是到1500年）西方发展的转折点挂上钩，而且要能解释为什么在那之后一些（不是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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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是迫切寻找经济增长和文化之间的简单联系，那么最适合的例子就是启蒙运动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态度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科学发现。就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所强调的，启蒙运动中的科学发现和新兴思想的重要性，确实标志着经济增长能力的质变。与这些证据相一致且合理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新思想和新科技之间的互动，随之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没有被记录进GDP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可以衡量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比如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就认为，帮助一些经济体在18世纪末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是技术知识的积累，还有对出生率的控制。他们相信历史数据支持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增长模式，而不是一个忽然中断若干年后又紧跟着一个高速增长的模式（Mokry，2002；C1ark，2005）。无论是新教教义或者其他什么带来的文化影响，肯定会对控制人口出生率和使用新技术的态度产生作用，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文化、社会制度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很微妙，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用总体数据来描述经济的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创新和发现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体现。经济史学家正在探索所有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会在第八章里着重讲述），但是宏大的理论总是会紧紧抓住这些东西，特别是经济学专业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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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非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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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的统计数据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即关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相对地位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00年前后，一次经济增长的加速才使西欧脱离了非西方的阵营。这已基本是所有经济史学家的共识。但在此次分流之前，对作为主要经济体的西欧国家和中国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看法迥然不同。麦迪森的推测显示，西方国家在1400年就超过了中国。1759年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把中国排在西欧工业领导国之后。然而其他的历史学家如保罗·贝洛赫（1967）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分流》（中文版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里］，却一直把中国排在前面，直到19世纪初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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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看起来似乎非常微妙。无论怎么说，从总体上看，在生活水准上，西方超过中国和其他国家并迅速地把非西方国家远远抛在身后，这个明显的事实没有人有异议。发展经济学家兰特·普利切特认为，在19世纪早期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分流时代”（借用他作品的标题）就开始了（Pritchett，1977）。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人均GDP，普利切特也以满足生存的最小卡路里摄取量为基础，计算出了人均GDP的最小可能起始水平，并换算成今天的币值。麦迪森和彭慕兰的观点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二者之间的区别可由图1.1中用来表示西方增长路径的两条虚线（非常吻合）来表示，即代表麦迪森的虚线在上面而代表彭慕兰的虚线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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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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